行政問責自2003年“非典”后開始已經深入人心。2008年，因當年9月即有19名高官被免職而被稱為“行政問責年”；但是，正如專家所指出的，在行政問責中還存在著粗線條以及因此而產生的情緒化。在專家的解讀中，這種情緒化主要表現在公眾反應的情緒化———因判斷來自感性認識，來自民間立場，公眾對權責對稱的含義并不能清晰把握，他們多是根據一個事件對自己情緒的沖擊，得出需要問責的程度。而至于到底該問責誰，該問責怎樣的責任，公眾并不能準確把握。
公眾的情緒化問責當然是存在的。他們通常置身于事外，通過媒體的報道去了解事情的真相與走向。由于媒體報道與事實之間的距離，以及公眾內心對公平正義的迫切要求，讓他們習慣于在判斷時情緒先行。再加上社會轉型帶來的焦躁的心理，以及原有問責制中的不完善，公眾的情緒很難讓位給理性的思考。雖然，公眾的問責可能是情緒化的，尤其是帶有隱匿性的網絡輿論的問責。但是，應該看到的是，公眾的問責是一種輿論力量，即使這種輿論充滿著情緒化的色彩，但是從某種意義上說，卻也能夠以其強烈關注而促進問責的發展，規范問責的完善。
其實，問責中的情緒化不僅表現在公眾問責的情緒化。在行政內部問責中也可能存在著行政問責主體的情緒化。最典型的表現有兩個方面：一是很多看似稀松平常，司空見慣的小現象，小毛病被嚴厲問責；二是很多本應該被嚴厲問責的嚴重事件、輿論焦點，在表面嚴厲問責后“虎頭蛇尾”。其中，以第二種情緒化的社會反響最為強烈，人們屢屢能從新聞中讀到那些被免職的官員又在某個時段悄然東山再起。此時，問責就像是與輿論躲貓貓一樣，你問的強烈，我就處理果斷，一旦輿論因為新聞的“斷檔”而消停，問責也就不再繼續。
行政系統內問責的情緒化既與問責者的理性缺失有關，但更多的時候，是因為有靈活的空間去進行選擇性問責。其實，“舉輕若重”的問責和“舉重若輕”的問責，根本的原因都在于責任和權力的對應關系是靈活的。原本是小問題也可以嚴苛問責，以顯得對行政效率和質量的高度重視；而原本是大問題卻可以雷聲大雨點小，在不斷與輿論相博弈中，實現問責的表層化與暫時性。正是在這種情緒化的問責下，公眾對于行政問責的感受更加情緒化，比如，問責中“一年內不得提拔”的規定，通常會被解讀為提拔的起點，而不是懲罰的底線。
行政部門與公眾之間彼此設置議程，因此兩者的情緒化問責會愈演愈烈。此時，能夠消除情緒化的有效路徑就是問責制度的不斷成熟與完善。從制度的效力層面講，完善的問責制度必須包括三個方面的功能：首先，發現需要問責的情形。如果問責的情形是可以被輕易掩藏和掩飾的，則問責制即使再嚴厲也無法落到實處。其次，進行針對性的問責。在厘清權責關系和處罰細節的基礎上，對相應的過錯進行針對性的問責，既不放過一個，也不枉責一個，既不有意偏袒，也不刻意施壓。最后，應將問責進行到底。作出的問責決定必須執行下去，并不能因為輿論的停息就暫告一段落，甚至是再無下文。
公眾立場的問責通常是直觀的，情緒化的；行政內部的問責又可能是封閉性、功利化的，也表現出情緒化的不穩定狀態。此時，消除情緒化的最好措施就是處理好公眾、行政部門、責任人三者之間關系的法治化的問責。這就意味著所謂的問責不是站在其中的一個立場上發言，而是從權力與責任的基本對稱出發，規范行政權力，確保謹慎用權成為公職人員的共識。從根本上說，只有不斷完善的問責制度，才能讓雙重情緒化真正消退，公眾、行政部門、責任人之間的關系才能平衡與穩定。 （來源：《法制日報》）
公眾的情緒化問責當然是存在的。他們通常置身于事外，通過媒體的報道去了解事情的真相與走向。由于媒體報道與事實之間的距離，以及公眾內心對公平正義的迫切要求，讓他們習慣于在判斷時情緒先行。再加上社會轉型帶來的焦躁的心理，以及原有問責制中的不完善，公眾的情緒很難讓位給理性的思考。雖然，公眾的問責可能是情緒化的，尤其是帶有隱匿性的網絡輿論的問責。但是，應該看到的是，公眾的問責是一種輿論力量，即使這種輿論充滿著情緒化的色彩，但是從某種意義上說，卻也能夠以其強烈關注而促進問責的發展，規范問責的完善。
其實，問責中的情緒化不僅表現在公眾問責的情緒化。在行政內部問責中也可能存在著行政問責主體的情緒化。最典型的表現有兩個方面：一是很多看似稀松平常，司空見慣的小現象，小毛病被嚴厲問責；二是很多本應該被嚴厲問責的嚴重事件、輿論焦點，在表面嚴厲問責后“虎頭蛇尾”。其中，以第二種情緒化的社會反響最為強烈，人們屢屢能從新聞中讀到那些被免職的官員又在某個時段悄然東山再起。此時，問責就像是與輿論躲貓貓一樣，你問的強烈，我就處理果斷，一旦輿論因為新聞的“斷檔”而消停，問責也就不再繼續。
行政系統內問責的情緒化既與問責者的理性缺失有關，但更多的時候，是因為有靈活的空間去進行選擇性問責。其實，“舉輕若重”的問責和“舉重若輕”的問責，根本的原因都在于責任和權力的對應關系是靈活的。原本是小問題也可以嚴苛問責，以顯得對行政效率和質量的高度重視；而原本是大問題卻可以雷聲大雨點小，在不斷與輿論相博弈中，實現問責的表層化與暫時性。正是在這種情緒化的問責下，公眾對于行政問責的感受更加情緒化，比如，問責中“一年內不得提拔”的規定，通常會被解讀為提拔的起點，而不是懲罰的底線。
行政部門與公眾之間彼此設置議程，因此兩者的情緒化問責會愈演愈烈。此時，能夠消除情緒化的有效路徑就是問責制度的不斷成熟與完善。從制度的效力層面講，完善的問責制度必須包括三個方面的功能：首先，發現需要問責的情形。如果問責的情形是可以被輕易掩藏和掩飾的，則問責制即使再嚴厲也無法落到實處。其次，進行針對性的問責。在厘清權責關系和處罰細節的基礎上，對相應的過錯進行針對性的問責，既不放過一個，也不枉責一個，既不有意偏袒，也不刻意施壓。最后，應將問責進行到底。作出的問責決定必須執行下去，并不能因為輿論的停息就暫告一段落，甚至是再無下文。
公眾立場的問責通常是直觀的，情緒化的；行政內部的問責又可能是封閉性、功利化的，也表現出情緒化的不穩定狀態。此時，消除情緒化的最好措施就是處理好公眾、行政部門、責任人三者之間關系的法治化的問責。這就意味著所謂的問責不是站在其中的一個立場上發言，而是從權力與責任的基本對稱出發，規范行政權力，確保謹慎用權成為公職人員的共識。從根本上說，只有不斷完善的問責制度，才能讓雙重情緒化真正消退，公眾、行政部門、責任人之間的關系才能平衡與穩定。 （來源：《法制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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