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新夏（插畫）
著名歷史學家、南開大學歷史學院教授來新夏先生于2014年3月31日下午病逝，享年91歲。
來新夏，浙江蕭山人，1923年生于杭州，1946年畢業于北平輔仁大學歷史學系，主要從事歷史學、目錄學和方志學等研究，被譽為“縱橫三學”。他曾創辦南開大學圖書館系，歷任校圖書館館長、校出版社社長兼總編輯等職。著有學術著作《清人筆記敘錄》、《近三百年人物年譜知見錄》、《古典目錄學》、《北洋軍閥史》、《中國古代圖書事業史》、《中國近代圖書事業史》、《中國地方志》等，隨筆集《冷眼熱心》、《路與書》、《邃谷談往》、《學不厭集、》《來新夏書話》、《不輟集》等。
以下為《時代周報》2013年對來新夏先生的報道與專訪。
來新夏：我們這一代知識分子 都在笑與淚間活過來
來新夏先生自稱“90后”，過了90歲依然在南開大學讀書寫作。他說：“我是一個讀書人，什么頭銜都是過眼煙云。我一輩子唯一干了一件正兒八經的事就是讀書。咱們知識分子最本分的事情就是讀書，至于寫作，是至死不休。”
天津有雜糅各方的文化
來新夏祖籍蕭山，童年隨家在天津定居。“天津是我的第二故鄉。我父母都在天津，我大學畢業當然就回到天津來了。我始終認為是客居天津。我待的時間長，對天津人、天津事比較熟悉。”天津的民間刊物《天津記憶》，便是請來新夏牽頭。在來新夏的記憶中，小時候的天津到處都是租界。“他們說天津是海河文化，甚至有人說是殖民文化。實際上天津是很包容性的文化，能把各種東西都拿進來，有很好的美食，也有西餐，可以玩樂，西方的東西也可以在租界享受到。各地來人也不排斥。天津比較包容，是一種雜糅各方的文化。”
1942年，來新夏考入輔仁大學歷史系。當年輔仁大學名師云集，校長陳垣親自給學生上課，目錄學家余嘉錫對來新夏教益良多。來新夏比啟功小11歲，但是私交很好，幾乎每個禮拜都到他家里去請教，曾經跟他學過字畫。來新夏回憶：“啟功先生當時是以畫名，他是解放以后不畫畫，寫字了。他最好的字是解放初期，后來是干枯了，這也是年齡大了。他當時說：不畫了，是因為解放后很多政要向他要畫，一張畫要花很多時間，所以他改為寫字，寫了字很快就拿走。因此，現在他的畫更值錢，因為他晚年幾乎不畫了。”
和巫寧坤對門，跟穆旦一塊勞動
畢業后，來新夏到天津工作，每到北京，必到啟功家。后來大家落魄，情誼不絕。“我們兩個都是被壓的，他是右派，我是內控，就是問題不能做結論，也不能自由。雖然我們途徑不同，但我們的愁苦是一樣的。有時到北京還偷偷相會，吃一頓。”來新夏說，“我73歲的夏天去看他，他剛從醫院回家，他非要拉我坐在沙發照了個像。他哈哈大笑說：你73歲，我84歲，都是坎兒。我們這一碰撞，坎兒就過去了。我們常常說一些笑語。這一代凡是有良知的知識分子，大概都是在笑與淚之間活過來。”
來新夏奉調至南開大學歷史系任教后，一度和巫寧坤住對門，也跟穆旦一塊勞動過。“穆旦確實受了很多冤屈，他的前半生是非常瀟灑，后半生幾乎沒有一天好日子。后來有一個排名說他是20世紀中國第一名的新詩人，我覺得是過了一點頭，就是出于一種同情弱者的情懷，大家懷念他。”來新夏說，“這些人跟當時的政治環境是不相合的，但不能掩蓋他們的才華。大家一起瞎扯淡的事也不可避免，就看當政者的寬容程度，也可以認為他們是書生漫談，運動以后書生之間不亂說了。以前舊知識分子在一起就是暢所欲言，喝點酒，吃點東西，一聊半夜，這些毛病是所謂知識分子的劣根性。書生就是一支筆，一張嘴，不讓他寫，不讓他說，他就難受。”
來新夏自認一生最好的光陰都在政治運動里，但始終不忘讀書。“文化大革命”還繼續讀書，讀“毛選”也讀出名堂來，當時紅衛兵對我沒有辦法，因為我背“毛選”很熟。讀書是一大樂趣，也是一個苦差事。一天到晚在看書分析多累啊，不如一天悠閑多好呢。其實深入辯解與辨識，讀書也非常苦的，當然這是說真正讀書，如果瀏覽性質的，大概不會太苦，但是過目即忘了。讀書很快樂，但是也很費腦子。”
“恢復高考后的中年學人出大學者不多”
近年，來新夏用電腦寫稿。“我對新鮮事物很好奇，倒不是接受，我是試試，玩一把。”但他對電腦自有看法：“我認為電腦是個手段，不是學問。現在，年輕人把這點忘了，以為有電腦可以不讀書，不對的。因為電腦上的文章是別人給你加工做上去的，不是影印本，你自己又不知道前后截取得對不對。現在年輕人三天就能出一篇論文，從電腦上這切一段那切一段，焊接到一塊就成了文章，當然跟我們體制有關系，要求學生多少論文，量化。可以用電腦做科研，可以當檢索工具來使用，但是做精心研究以后，在成文以前，一定要看原來的經典著作。因為電腦上影印的文章差錯率還是有的，所以不要迷信電腦，電腦是使用的工具，而不是研究學問的資源。”
如今，來新夏笑稱每天的生活是吃飯、睡覺兩大主題。“我能吃能睡，間或看點書，書不拘主流與非主流，不拘好壞。但我也不是空坐著消耗時光，做點事，整理舊的東西。”他家也常有年輕人來聊天。“我很喜歡跟他們交流，因為從他們那里知道一些外面的新鮮事物。”對恢復高考以后成長起來的中年一代學人，來新夏說：“這一代應該說是精英分子，但是出大學者不多。現在也有人在仕途上失足。”
回顧一生經歷，來新夏看得頗淡：“很多人勸我寫回憶錄，我不贊成寫回憶錄。一個人寫回憶錄，固然可以反思，反思不一定要寫出來，自己明白就可以。特別像我們高齡，90歲的人，總有難過的事，等于在自己傷口上撒鹽，何必呢？”
“燒東西不怕，不把人殺掉就行”
時代周報：你研究的學術領域頗廣，到南開大學任教后，從哪里起步？
來新夏：我到南開大學開始教近代史，從北洋軍閥開始著手。因為我在解放以后調到近代史所，我是從近代史所到了南開。最早的研究方向是北洋軍閥，因為我給范文瀾先生當研究生，他當時就從整理北洋檔案開始。后來我搞起古典目錄學這些東西，也是歪打正著。那時候把我控制起來，認為近代史政治性強，不讓我教近代史，后來我開課就開目錄學，大家莫名其妙，很多人不知道目錄學為何物，以為是圖書館的編目，也就讓我開，所以成了我的學術領域。其實我在大學的時候學得不錯，我的老師余嘉錫先生親自教目錄學，他說：你可以對這個東西做點長年的工作。所以我一直弄了50年，也在中華書局出版過《古典目錄學》的入門讀物。
時代周報：現在學界有一種粗淺的看法，好像是北洋軍閥混戰時期亂得不得了，但當時的學術文化還是蠻有生機的？
來新夏：這個文化生機，有限制，但是沒有像后來這么嚴。對報刊有禁令，也有法令，也有管制。但是，一方面那時候的官員文化水平沒有那么高，只要稍微調一下筆頭也就過得去了，二則無官不貪，稍微走動走動，搞點小動作什么事也就解決了。北洋軍閥這問題，在“文化大革命”當中是我罪狀之一，為什么放著好好的人不研究就研究壞人的歷史，是你的陰暗心理作怪。我認為歷史總是兩面的，歷史不是單一的“好就是好、壞就是壞”，我說：沒有壞還顯不出好來。北洋軍閥的情況很混亂，各種派系交錯，我覺得把這些東西理清也很重要，所以后來寫了北洋軍閥史。我研究北洋軍閥也致力50年之久，開頭寫了一本《北洋軍閥史略》，后來又改成《北洋軍閥史稿》，最后寫了一部《北洋軍閥史》，100多萬字，自個覺得算把這個事給結束了。
時代周報：如何研究《近三百年人物年譜知見錄》？
來新夏：開頭我教近代史，總想有些新的東西給學生，讀書都要寫筆記的，所以我每看一書就寫一篇讀后的內容大要。開頭也沒有太注意，后來慢慢就稿子堆得越來越多，就覺得這些東西自己看過了，將來別人是不是還去看這個書，有沒有人這么花心思去看，所以我就繼續把這些做下去。我讀過這個年譜，都是親自檢驗的資料，一方面給后人學習，作為索引，一方面也是自己的積累。這個稿子也遭受厄運，在“文革”中大部分被燒。后來我又把它補齊了。所以，燒東西不怕，不把人殺掉就行了。有人在就有腦子，有腦子就可以恢復。
時代周報：沈從文先生寫《中國古代服飾研究》，稿子也丟了，后來靠記憶又重新寫了出來。
來新夏：重新寫書這事在知識分子里面不少。除了把這個人消滅，不消滅他人，還有腦子，還有記憶，還可以恢復。當然恢復期間是含淚的，是痛苦的。“不做奉命文學”
時代周報：目錄學是很古老的學科，現代人反而比較陌生？
來新夏：我在上大學時研究過，跟余嘉錫先生讀過兩年。解放初期這種東西屬于“封資修”，這些課程都沒有了，那時候不講方法，不講手段，不講要素，等到上世紀80年代以后課程又開放了。我在歷史系講了三遍，但是后來我調去當官了，就停了，到現在歷史系開不出這個課來。
時代周報：你的著作那么多，覺得自己的學問重點在哪幾方面？
來新夏：在歷史學、方志學和文獻學，知道得比較多一點，但是不敢說學問如何。我只承認是一個讀書人。我讀什么書都可以。我認為讀書是不要分主流和非主流，也不要分領域，有書就可以讀，讀任何書都可以有收獲。
時代周報：你沉浸于歷史的研究中，對中國社會的看法會不會有更深透的看法？
來新夏：也沒什么更深透的看法，我認為歷史總是要前進的。司馬遷早就說了：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這三句話概括了學習歷史的全部。究天人之際，你要去研究明白了解人和自然的關系，通古今之變，你要知道歷史發展的淵源，成一家之言可以形成自己對事情的看法。我是主張中的，既不左也不右。我主張中庸的，換句老百姓的話，我喜歡喝溫吞水，太熱水燙，太涼水冰，不涼不熱溫溫吞吞，我的人生也是溫吞水的人生，我不希望太張揚。但是我也不希望無所作為，所以這是我現在這樣的生活。我在公眾場合不常出面，我不希望自己成為公眾人物。但是我希望自己成為一個認真讀書的人，能知道很多，知識廣博，我對自己要求是勤奮，因為我認為我不是天才，必須以勤奮來補拙。我認為我的人生要有韌性，能屈能伸。不是一往直前，是能屈能伸，善于保護。我對學問是主張博，但是要求有各個專業方面的精，博而后精。所以，知足常樂，怡然自得，很悠閑。比如別人求我寫的東西，我可以有選擇，我愿意寫就寫，不愿意寫就不寫。我不做奉命文學。天津市要我寫有關天津環境改造的一篇文章，我說：我寫不了，我不會寫。這種頌圣的文學就不會做。
以我的文字、能力、水平，如果“文革”中沒有被打倒，“四人幫”選一批文人當螺絲釘，去梁效，也有這個可能。我們同行有很多人去，馮友蘭比我們大，資格比我們老，他去了。他敢不去嗎？打著紅旗來的，“毛主席說讓你去”。現在就怪馮友蘭、周一良。我好幾個同學也到梁效去了。所以，把世事看得淡泊一點，把許多事情看得恬淡一些，心自然就靜了，對名利什么東西都放得下。普通人叫作淡定。
時代周報：非常可惜，很多人美好的年華都在運動里面。
來新夏：我正好是40歲到60歲之間，40歲剛出頭就被控制了，一直到59歲起用，所以我有一句話：人到退休之年，我方起用之時。當時就任命我很多任務：圖書館長、出版社長、系主任、校委員，弄得好像輝煌一時，其實都是過眼煙云。這些事情我為什么要去做，就是那句話：證明一下我還是有作為的。因為我是南開大學有爭議的人物。
時代周報：為什么有爭議呢？
來新夏：大家認為我有點狂傲吧，但是業務上又不好否定，有人又嫉妒，又恨我出頭，所以排擠。我教課非常好，因為我口才比較好，比較流利，并且給人家認認真真教書，給別人一些真材實料吧，所以學生也很仰慕我。
時代周報：你有20年光陰在運動里，怎么熬過來？
來新夏：就熬嘛。我還下鄉四年，當農民4年，1970年到1974年。我的古典目錄學就在農村學的。反正現在也養成了遇事不驚的性格。來事了，驚又怎么著，反正也來了。我們當時就是：不對抗，不自殺。不對抗，免得吃眼前虧，打你一頓，罵你一頓，把你關起來，或者扣上什么帽子，不自殺，等著總有一天會昭示天下。這實際上是阿Q，自我安慰，自己寬解。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我沒打成右派，原因就是我從歷史上看來，沒有一個國家的政權是責怪自己，讓大家幫助罵自己、提意見的。即使罪己詔也是挽救皇帝的危機，在初勝的時候沒有罪己詔，沒有哪個新君上來以后下一個罪狀。只有到了末年就說：天下事都是我錯了，道歉了。歷史上任何一個政權，都是自己爛掉，而不是別人，別人推一把是助力，國共戰爭是國民黨內部自己瓦解，自個兒腐爛了，然后推倒就如泥一般了。堡壘是從內部轟破的。
時代周報：你在“反右”的時候已經看得很明白？
來新夏：曾經想讓我上鉤，讓我參加各種座談會，我聽聽，笑笑。
“如果能活到100歲，我也還在寫”
時代周報：你快60歲的時候學校希望你出來做行政方面的工作，是什么樣的機緣？
來新夏：這是笑談，人們都該退休了，我才出來馳騁。那時候認為我還可以做點事，但總的趨勢是我不容于某些權貴。人家在系里頭排擠我，總覺得我在業務上比較強，因此武大郎開店。所以，他們問：你為什么能當領導？我說：我不是爬上去的。我主持學校圖書館和出版社，各建大樓一幢，清理積弊，過去有好多圖書館買了幾十年的書，好些書有十幾年都沒有編目的。我就調動人馬，限定多少天把這些給我清理清楚，我對部下的部署就是：少有所學，中有所為，老有所安。所以，至今單位每年都要來看看我，我沒有拿過分外錢，我只拿最低的基本工資，還算清廉。
時代周報：近年來中國大學的圖書館建設發展比較快？
來新夏：原來什么人有問題了，有什么毛病，不能教書，去圖書館吧。近三十年不是，確實改變了。1980年以后，圖書館聲望在國人的心目當中也逐漸起來了，現在圖書館請人都是碩士。現在經費比較充足，也都是高科技的管理了。
時代周報：你當過大學出版社的社長，認為現在的出版行業有什么變化？
來新夏：我們主張小有利，不要搞成暴利。對書，我認為是搞常銷書，不要搞暢銷書。出版社唯利是圖是一個弊病，出版社應該辦成學術性機構，而不應該辦成商業性機構。所以，我認為現在的出版社利益心太重，無論那本書學術性多強、價值多高，如果不賺錢絕不接受，對作者是不公的。掌管出版社的人如果不是學者，必定糟糕。因為給編輯規定了指標，有指標，編輯就有對付的辦法，有些編輯甚至讓作者去校訂。
時代周報：你說讀書是樂事也是苦差事，編書也是嗎？
來新夏：看怎么編。讓編輯從根做起，不要飄在上面。編輯最大的成就是能從很多書稿中發現新人。巴金他們做編輯的時候，很多作家從他們手下出來，他們看得出苗頭來，咱們現在編輯不是。
時代周報：80歲以后還是不斷地寫作？
來新夏：對，我有一本書叫《80后》，是80歲以后寫的文章集在一起。如果我能活到100歲我也還在寫，只能說量少一點，不能說不寫，現在我寫文章慢多了，三五天一篇，過去兩天就可以寫一篇，只好隨它了。我現在是放寬了心，什么事不要在意。你們在職場，常常會為一些不必要的事纏擾，計較這些細微末節，徒勞精神。
時代周報：近年還有專門研究的題目嗎？
來新夏：沒有，我過了90歲以后就不開新的事了。有時候拿舊的包好的東西，打開看看有什么舊稿沒完，把它補充完整就算了。自己生前把事都辦了，別給后人留事。所以，我把書都處理了，把該寫的東西寫了，該說的話說了，該做的事做了。一個人在自己的時代，把該做的事做了，做了不該做的事就道歉，就算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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