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大可私人盤點：2013“十小”文化事件
導語：2013年已經走遠，《洞見》欄目從文化批評角度，對2013年度的大眾文化現象進行總結，涉及文學、詩歌、藝術、思想、戲劇、電影、音樂、詞語、城市、身體、女性、生活方式等若干關鍵詞。我們試圖通過冷靜的解讀與回望，為過去的一年存留一份文化檔案。
本篇為文化批評家朱大可撰寫的年度文化綜述。他在縱觀全年之后發現似乎并無“大事”可言，2013年的最大特點，就是政治上好戲連臺，文化上一地雞毛，因為中國的文化運轉，已經遠離人類價值的主軸，而靠記錄那些“雞零狗碎的破事”，無法阻止文化樓廈的慢性垮塌。于是放棄“盛事敘事”，并從大眾娛樂的潮流中掉頭，立足于事件對歷史的微妙影響，將“中小規模”的事件作為觀察與圈點的重要對象，由此盤點出私人的“十小”文化事件。
各家媒體推出的“年度十大文化事件”，令人有不忍卒讀之感，諸如“首屆上海市民文化節成為全國表率”，“八小時話劇《如夢之夢》亞洲巡演”、“五部委要求節儉辦晚會”、“‘土豪’有望進牛津詞典”、“鳳凰古城景區門票‘捆綁收費’惹爭議”之類，無論怎樣端詳，都無法找出其間的“重大”跡象。僅就現有的盤點結果而言，2013年的最大特點，就是政治上好戲連臺，文化上一地雞毛。
中國文化領域的“無事效應”，顯然并非小編們的責任，它既源于檢查制度下的公共表述障礙，也源于文化自身的困境。那些被熱推的“盛事”，大都是跟文化軸心無關的雜碎和過眼煙云，它們可以作為普通事件加以記錄，但不足以構成“世界大國”自我炫示的年度結晶。媒體的費力盤點，指望能撿拾一點價值碎片，卻露出文化短板的困窘。一個具有漫長而宏大的文化歷史的國家，羅列一堆“大谷子巨芝麻”，這種邏輯性失調制造了新的笑點。
大眾文化的基本態勢，在于能被歷史捕捉的結構性元素越來越少，而只剩下轉瞬即逝的泡沫。我主編的《21世紀中國文化地圖》，覆蓋十年中國大眾文化，但最后只能以打烊告終，因為中國的文化運轉，已經遠離人類價值的主軸，而靠記錄那些“雞零狗碎的破事”，無法阻止文化樓廈的慢性垮塌。
但只要是放棄“盛事敘事”，并從大眾娛樂的潮流中掉頭，而立足于事件對歷史的微妙影響，那么，某些“中小規模”的事件，依然可以成為我們觀察與圈點的重要對象。這里不妨試舉要如下：
第一，全國多人向“文革”受害者公開道歉。2013年4月，61歲的山東老人劉伯勤，在《炎黃春秋》刊登廣告，向“文革”中被自己批斗、抄過家的校長、老師、同學和鄰居公開道歉。此舉開了紅衛兵道歉的先河。此后，河北宋繼超、湖南溫慶福、山東盧嘉善、福建雷英郎等，分別在媒體上向“文革”中被傷害的人士道歉。這場小型道歉風潮，最終因陳毅之子陳小魯的道歉信而達到高潮。作為當年北京八中紅衛兵領袖和革委會主任，陳小魯在信中向“曾經傷害過的老校領導、老師和同學”鄭重道歉，并宣稱，如何解讀“文革”是個人的自由，但是違反憲法、侵犯人權的非人道主義行為，不應該以任何形式在中國重演。在一個沒有懺悔傳統的國度，這些來自各地的零星的非組織行為，可視作人性覺醒的稀有證據，并且是2013年最具歷史意義的小事。
第二，誠信危機加劇，社會倫理崩潰加速，街頭反倫理鬧劇不斷上演。唐山老人的廣場舞干擾學校上課秩序，高中生站立抗議，卻遭到眾老羞辱；廣東汕頭高中生扶起騎車摔倒的老人，反而面對誣陷訛詐，報警后才獲清白；西安一位老人因女孩不肯讓座，竟一屁股坐到女孩腿上；四川達州三童扶起跌跤老太，反被誣陷索賠，更引發社會輿論嘩然。此外，患者或家屬殺醫致死事件也多次爆發，顯示醫患關系仍在繼續惡化。這是人性大面積壞死的征兆，在社會的每一個場所，潰爛的道德都在散發臭氣，而且暫時看不到療救的根本出路。
第三，“霧霾敘事”成為微博和微信的基本內容。重度霧霾襲擊中國大多數地區，就連海拔3600多米的西藏拉薩都不能幸免，嚴重威脅國民生命安全，而民眾惟有靠戴口罩自保，大街上重現非典（薩斯）時代的奇異場景。但跟當年一度流行的“口罩美學”不同，重返中國街頭的口罩，失去了當年展示各種紋飾圖案的樂趣。鑒于款式向帶濾嘴的防毒面具靠攏，霧霾口罩具有輕度猙獰化的特點。“口罩美學”就此轉向了“口罩丑學”，仿佛是一種嚴厲的視覺警告，懸浮于夢魘般的工業迷霧之中，為互聯網平臺提供細小到2.5微米的負面主題。
第四，全國流行說“夢”，“中國夢”取代“三個代表”和“八榮八恥”，成為官方的首席語詞。“夢論”跟其他政治訓誡的區別在于，它的內涵和外延更加神秘而難以捉摸，給闡釋者提供廣闊的闡釋空間。殺死城管的夏俊峰被執行死刑后，其子夏健強的繪畫，描繪幾米式的“小販夢”，成為本年度詮釋“中國夢”的最著名文本，它不僅推高針對底層弱勢群體的同情指數，更引發對暴力執法及其城管制度的痛切反思。中國社會科學院日前發布《社會藍皮書》，宣稱“貧富分化”問題2013年的關注度上升到首位（關注率38.6%），從某個側面，表達出民眾對國家公正的無限渴望。如果這種位于底線的“中國夢”無法兌現，則任何美夢，都只能是“癡人說夢”。
第五，新老傳媒共同面對多重困境，四面楚歌。《南方周末》爆發賀詞事件；數名微信大V因“造謠”被捕，新快報記者陳永洲亦被跨省抓捕，從而揭出媒體“黑幕”；上海報業集團合并，新聞晚報宣布關張。就在這種動蕩的時局中，北京上演“封殺門”鬧劇：郭德綱因以打油詩暗諷北京臺去世臺長，而該臺不走正常的法律訴訟之途，反以協會名義發表聲明，激烈譴責郭德綱，呼吁各地電視臺抵制郭德綱，由此引發演藝圈的怪味內訌。內外交困的中國媒體，正在向一個難以預料的未來演化。
第六，當局整肅腐敗，縱酒笙歌受到節制，“茅臺指數”大幅下跌，中國白酒經濟和酒桌文化進入冬天。茅臺酒始終是中國官場、名利場和生意場的潤滑劑，可以度量權力腐敗的深度，我稱之為“茅臺指數”。茅臺酒的價格暴跌，無疑是“酒桌文化”的黃昏，更是“茅臺經濟”的暗夜，卻令民眾看到反腐的依稀曙光。
第七，當代藝術面對冰火兩重天。著名的北京畫家村宋莊遭遇大規模拆除行動。藝術家和村民集體抵制強拆，但在高額地產利益驅動之下，地方政府不惜毀滅北京文化地標。宋莊正在灰飛煙滅，成為中國當代藝術的烏托邦舊夢。另一方面，一件達芬奇“最后的晚餐”的戲仿之作，以1.8億港元拍出，引發業內的巨大爭議。坊間謠言四起，到處是關于賣家的猜想，就連卡塔爾公主也躺著中槍。藝評家朱其抨擊該畫只具備“插畫”水準，但一個尖銳的事實在于，中國藝術品市場早已跟“繪畫美學”脫鉤。近年來反復出現、日益升格的“億萬事件”，只能促使人們反思它的陰郁本性：幕后資本往往利用“拍賣”程序，對被選中的藝術家進行價位炒作，以便哄抬畫價，操縱市場，最終達成謀取暴利的目標。嚴重脫離畫作實際水準的超高價位，暴露出藝術品市場的虛構性、投機性和欺騙性。在經濟大幅走向衰退的時刻，“一夜暴富”的中國當代藝術，終究要面對自身的“最后的晚餐”。
第八，“牛津共識”缺乏共識，新左派、自由派和新儒家三方婚配以失敗告終。今年8月，一些自由主義、新左派和新儒家學者，在英國牛津大學探討中國現狀，經過幕后爭執與妥協，最終形成《關于中國現狀與未來的若干共識》文本。但這一“重大事件”未能引起策劃者預期的“熱烈反響”，究其原委，在于《共識》里的三個關鍵詞--“以民為本”、“公平正義”與“和而不同”，都只是主流語詞的簡單重復。《共識》無力充當知識界和解的思想標桿，反而成為與官方價值達成“共識”的鮮明記號。但對于中國知識界而言，重要的不是達成所謂“共識”，而是捍衛思想的獨立與自由。
第九，被指身懷“國師情結”的劉小楓，最近因拋出“國父論”，而面對“舊朋新友”的全面詰難。學者鄧曉芒以25000字回應劉小楓15000字的文章，推敲劉文的邏輯細節，對其進行“精確打擊”。劉軍寧撰文不指名地宣稱，“所有帝師都是偽先知”；蕭功秦則痛斥其為“新封神論”，斷言劉已“走火入魔”，離“法西斯主義”僅一步之遙。批評家吳亮更是以短促決斷的吳氏語體，直接宣判劉小楓的“文化死刑”，一如他曾對汪暉所做的那樣：“小楓不值得研究，他只配被徹底破壞，事實上他早已自我破壞了。”這場論戰，顯示思想界的深層分裂已經浮出水面，但它只是中國社會大分裂的冰山一角。
第十，節假日放假方案成為萬眾吐槽對象。本年度放假模式，尤其是中秋國慶休息日的胡亂調度，已經引發民眾的嚴重不滿，而2014年春節究竟應當如何放假，再度引爆激烈爭議。12月出臺的下一年度放假表，顯示官方首次拒絕承認除夕也是節日。有人認為，這是為除夕高速公路收費埋下伏筆。無論幕后真相如何，一個明確的事實是，它公然對抗人性和民意，藐視日常生活中的文化習俗，成為文革結束以來最荒謬的節假日方案。
朱大可，在中國文化界享有盛名，被認為是中國最優秀的批評家之一。因其前衛的思想、對社會弊端的激烈批評、獨特的話語方式，以及守望文化現狀的理性和深刻，對當代文化研究領域產生廣泛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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