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維揚
詩，是文學的基礎，又是文學的極致，可以說文學即詩，文學家都有詩人的氣質。但寫詩，不是擠牙膏，更不是捏糖人，也不像做學問那樣，收集資料、考證、提煉、加工，翻來覆去，從容地精雕細刻；寫詩是感情的噴涌，伴隨著高峰體驗，打個并不粗俗的比喻，寫詩像做愛，像射精，是不可抑制的，外抑制、內抑制都不行，是到非寫不可不寫不行的時候才寫出來的。老芨（江達）的詩，在短時期內噴涌而出，不是故意做作出來的。他寫堵河，寫故鄉，寫故人，寫故交，寫親情，寫友情，寫疾病，寫死亡，都表達的是真情實感，不是“為賦新詩強說愁”。他的詩，有的像小說中的意識流段落，有的像隨筆中的句子，也不時冒出像“夢里故鄉遠，病中友人親”有如舊體詩詞的佳句，還寫出像《工友》這樣膾炙人口的佳作，更有像《堵河等我歸去》這樣濃郁深沉有如陶潛《歸去來辭》的篇什。難能可貴的是，他寫這些詩的時候，幾乎沒想過在紙媒上發表，也未在網絡的“論壇”上貼出，就是不打算接受誰的審閱和取舍，不指望公開傳播，這就表明他無意投合誰、迎合誰、取悅誰、成全誰，這就保障了它的無功利表達，不受限制的書寫，直抒胸臆。不是為文造情，不是矯情，而是真情。老芨的詩，不可能都是好詩，但是真詩。他未戴詩人的桂冠，卻具有詩人的氣質。他的詩，有些散文化，對于節奏和音韻，沒有足夠的重視，這也是無所顧忌造成的。就像做愛射精，能去想是否受孕，是男是女嗎？所以得到我的原諒。但無論中國詩，還是外國詩，都還是注意詩句的節奏和音韻的，而格律詩則是特別的注意和講究。他的自由詩，是太自由了，沒有戴著鐐銬跳舞。
江達是木匠出身，當木匠時，他是個嚴謹的木匠、精細的木匠，但他不滿足中規中矩和如法炮制，而是個有個性的木匠，有創造性的木匠。他當木匠，當然為的是謀生，同時也是在用斧子、刨子、鑿子寫自己心中的詩，抒發自己的向往，或者理想。木匠當到大匠時，就眼里無棄材，手中無棄材了，管它直木、曲木，疙里疙瘩的木頭，都能做成或大或小的實用品，做不成實用品，也要做成工藝品。
通讀老芨的這些詩，我想到了“大匠無棄材”這句話。在我看來，有的題材是適合寫成散文或隨筆的，他卻讓它入詩，并且寫成了詩。這靠他的詩人氣質，靠他的文學功底，靠他的工夫、硬工夫。文學創作，是個人的獨立的創造性的腦力勞動，寫什么和怎樣寫，應當由自己做主，勿庸別人指使，更不容橫加干涉。我最早是從“今日竹山網”上看到別人從他的博客中轉貼他的一組詩，才知道老芨又寫詩了，為之高興，向他致意，并說有的適合寫散文云云，但他“執迷不悟”，我又何必說三道四呢？由他激情燃燒、自由揮灑吧！直到這次，我才看到他近期的全部詩作，說明他沒有內抑制，也沒有外抑制，是自然流露。
詩是抒情文體，抒情不是“想死你了”“我要一次愛個夠”的叫囂或嘶鳴，必須通過意象來表達。寫詩之難，難在意象和意象的疊加，而意象的融合才能營造出意境來，叫化境，化境是靈動的，純凈的，無雜質的。從意象到意境，不能說得太細，引用舉國公認的國學大師王國維在《元劇之文章》中兩段話，讓我輩共同揣摩吧。王國維說：
“元曲之佳處何在？一言以蔽之，曰：自然而已矣。古今之大文學，無不以自然勝，而莫著于元曲。蓋元劇之作者，其人均非有名位學問也；其作劇也，非有藏之名山，傳之其人之意也。彼以意興之所至為之，以自娛娛人。關目之拙劣，所不問也；思想之卑陋，所不諱也；人物之矛盾，所不顧也；彼但摹寫其胸中之感想，與時代之情狀，而真摯之理，與秀杰之氣，時流露于其間。故謂元曲為中國最自然之文學，無不可也。若其文字之自然，則又為其必然之結果，抑其次也。”
“然元劇最佳之處，不在其思想結構，而在其文章。其文章之妙，亦一言以蔽之，曰：有意境而已矣。何以謂之有意境？曰：寫情則沁人心脾，寫景則在人耳目，述事則如其口出是也。古詩詞之佳者，無不如是。元曲亦然。明以后其思想結構，盡有勝于前人者，唯意境則為元人所獨擅。”
老芨的這些詩，大多有意象，但營造出意境來的，似乎不多。這是值得我輩共同努力的。
唐代詩壇三巨頭，李白、杜甫、白居易，我都喜歡，都崇拜，到如今，我是更喜歡白居易了。李白被稱為“詩仙”，杜甫被稱為“詩圣”，而“知我者以為詩仙，不知我者以為詩魔”的白居易，雖位居老三，但他有超過老大老二的地方。一、他的敘事詩是空前絕后的，如《琵琶行》和《長恨歌》；二、他的文章寫得比老大老二好，我編《中文觀止》（上溯兩千七百年，精選文章三百篇），就選了白居易的《與元九書》《養竹記》《廬山草堂記》三篇，而李白只選了一篇《春夜宴從弟桃李園序》，杜甫只選了《秋敘》一篇；三、他的文學理論建樹比李杜高，那篇《與元九書》不是信，而是論文，洋洋灑灑，夾敘夾議，是唐代文學批評的重要文獻，其中“詩者，根情，苗言，華聲，實義”一句就是一部顛簸不破的詩歌總論。至今，仍是弄文學者們的指路明燈。四、他活得自在，死得從容。詩仙李白落拓不覊，顛沛流離，活了六十一歲，是醉死，是病死，是溺死，到現在還弄不清楚；詩圣杜甫窮愁潦倒，“扁舟下荊楚間，竟以寓卒，旅殯岳陽，享年五十九。”而老白，卻正而八經地活到七十五歲，才壽終正寢，葬于洛陽龍門石窟對面的香山琵琶峰，至今仍供我們瞻仰。五、他有一位好朋友元稹，肝膽相照，終生不渝，給他心靈以慰藉，這是多么難得啊！六、李白、杜甫的作品生前只是輾轉相抄，才得以流傳，他倆的集子都是后人編的；而白居易晚年，在琵琶峰上將自己的詩文編了又編， 將詩分成諷諭、閑適、感傷和雜律四大類，前三類為古體，后一類為近體，明白如話，通俗易懂。初名《白氏長慶集》，后名《白氏文集》，收詩文三千八百多篇，請人抄寫幾部，藏入名寺古剎，自信能流傳后世，果然。
我和老芨無法與白居易比擬，但有一點是可以向白老先人學習的，那就是在有生之年，將自己的書編好，出好，像他那樣死得從容些。
老芨與我，都是六十有八的人，不老也不小，身體也不夠好，但我們的藝術生命力還在延續，老芨寫出這些詩，說明他的藝術生命力還很旺盛。這本詩集，不是結束語，他還能寫出什么，未可知也。
書稿是書的主體，決定書的質量；前序后跋，只是穿靴戴帽而已。
我并不樂于為人做序，自知不是名家、大家，又不好為人師，我的序文也不能為書稿增添光彩，以吸引讀者光顧。雖推掉一些，但還是為十多人的書做過序。老芨是老朋友，他要出新書，我愿意在前面寫一些話。
序既是帽子，但大帽子，是壓人的，遮住了臉面，見不得人；高帽子，是給“文革”中批斗對象的待遇，那是侮辱人、糟踏人的。小帽子也不好，頂在頭上，戴不進去，就只能一風吹。要他自己戴著合適，別人看著也順眼，就只能做一頂不大不小不深不淺的帽子才行。
跟老芨交往30年了，又是同年生人，退休之后，通過互聯網聯系密切，知根知底，知人知性，我給老芨戴頂帽子，說他是鄂西北新時期造就的一位文人，是恰當的，合適的。他的書法已揮毫60年了，算得上老書法家了；新時期以來，他以老芨為筆名，寫詩，寫小說，寫散文，寫隨筆，寫評論，寫紀實文字，搞設計，都卓有成效，在鄂西北影響甚大，盤起點來，像他這樣全面發展，十八般武藝俱全的，在鄂西北真的不多。
老芨生于堵河上游，長于堵河中游，老于堵河下游，不像我這個外來戶，他是堵河流域的土著。從他的身世和經歷，打個比方，是從石頭縫里鉆出來、從貧瘠土壤里長出來的一棵櫻桃樹，是苦櫻桃，野櫻桃，有點苦，有點澀，后來又嫁接到甜櫻桃樹上，味道就好多了。雖長在鄂西北，但他是中國櫻桃，不是歐洲櫻桃。櫻桃成熟期早，有“早春第一果”的美譽，號稱“百果第一枝”。這是說他的作品，說他的人品、他的性格，用網絡流行語是“純爺們，鐵血真漢子”。 他的朋友不少，三教九流都有，而我是個不善交際的人，也與他交上朋友，走到今天，不僅是文友，還是摯友加錚友了。他剛烈、豪爽，大氣，肯為朋友兩肋插刀，又嫉惡如仇，不茍且，不遷就，敢于直面慘淡的人生，正視淋漓的鮮血，在死亡面前也不卻步，一直往前走，走到哪里是哪里。
2010年2月25日虎年正月十二
于武昌東湖
序作者簡介 羅維揚屬“四零后”，隨州人氏，湖北省文聯退休編審，是編輯中的作家，作家中的教授，共和國造就的文人，已出版著作24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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