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得《后垮掉派詩選》一部，第一反應是翻檢書柜。我的書柜大多是里外雙層，置放的書分前后排。文楚安的贈書站在后邊，只露出齊肩以上的書脊。見到《榮格——神話與現實》，馬上可以想到那位戴眼鏡的心理學家的肖像，見到《金斯伯格詩選》，腦海會現出“嚎叫”的字樣，也會出現金斯伯格長發披肩的樣子。我和文楚安從未謀面，此時不能說一句音容宛在，不免有些悵然。近三十年前，竹山縣文學小刊《堵河文藝》發過他的翻譯作品，是傳新牽的線。我也是那時侯知道有個文楚安的。幾年前，收到他一次寄來的好幾本書，當然還是傳新搭的橋。二00四年秋，他請傳新在成都泡腳，大概兩人都泡“巴適”了，傳新很安逸地打來一個電話，于是我與文教授有了聲氣相接，感覺他是個很爽的人。此后再未聯系，次年便得到他的死訊。再過一年，傳新寫了《青衣江畔初識君》作周年祭，發表在江蘇《譯林書評》，我才對他們之間的友誼有個大致的了解。現在手上拿著文楚安參加翻譯的《后垮掉派詩選》，書前書后對文楚安譯介美國文學的工作作了較高評價。他已然成為翻譯界英年早逝的重要人物了。
傳新是從竹山到四川雅安一家兵工廠后認識文楚安的，過了幾年又回到竹山，在物資局上班。大概一九七九年底的樣子，王通訊等人有一批關于人才學之類的文章發表，頗有影響，有一篇《人才的知識結構》，其中談到人才得相互啟發。有一天我和羅維揚從縣印刷廠（應該是看《堵河文藝》排印情況）出來，說起這篇文章，羅老師說：帶你認識一個人，你們也可以互相啟發。這樣我便認識了傳新。那時他正準備調往廣播局，屋子里推了很多已打包的書。從此我和傳新相互啟發快三十年，曾相約在結識二十年的時侯紀念一下，到一九九九年卻又忘了。好在舊盟仍在，伺機踐行便是。我與他都算不上人才，一定程度上勉強能算上個“有爭議的人物”。他到廣播局當編輯，我是勤奮的通訊員；他調到縣新華書店，我是忠誠的讀者；他當書店經理，我是考官并下達委任狀。當時縣劇團有個武漢知青通過競聘當了團長，這也是個有點爭議的“愣頭青”，眾人不可理解，最后得出的結論是：我和他都喜歡看書，是書友。想來我與傳新的書友關系早已彰顯在前，他當經理應是理順章成，好象并無非議；一九九七年后，兩人成為嚴格意義上的同事。一九九八年開始，與鄖陽地區文化局前局長榮茂先生、傳新、志德等共襄開辦讀書小報《書友》，不久這張報便——我不得不用一個冠以限制詞的成語——在讀書界名聞遐邇。
幾個與竹山有著文化血脈聯系的人，在十堰創辦一份后來被稱作“民間讀書報刊”的《書友》，與竹山那份《堵河文藝》有沒有什么淵源呢？我想應該是有的。她們起碼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從無門戶之見，作者和稿源來之天南海北，而且都有名家捧場；同樣沖破了地域限制得到天下好評。《書友》產生在信息爆炸、媒體異常發達的時代，現在是風起云涌的民間讀書類報刊中的一員，而《堵河文藝》產生和運作的時代，是相對封閉保守的“黎明前的黑暗”，一枝獨秀，尤其顯得可貴。因此有一年，傳聞《堵河文藝》參加了香港圖書博覽會，與之相關的人都頗高興了一陣子的。也因此，當《竹山的文脈（一）》被我發到博客上時，便有網友致信表示羨慕，并感嘆他怎么從小就沒有一個象羅維揚老師這樣熱心的文學導師呢？
不錯，竹山的文學青年是有福的，因為有了《堵河文藝》，上不了大報大刊的涂鴉之作有了發表的地方，而那種最初的鼓勵和獎掖，任何時侯想起來還應該是溫曖的。但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竹山有一個綠意氤氳的文化圈子，圈內人因為文化的熏陶，不論干什么行當和營生，不論在什么地方混吃的，都是能愛能恨，能哭能笑，明白事理，懂得感恩，有時聰明，有時糊涂的正常人。
竹山這個地名在五十年代、六十年代曾誘使很多浪漫的“山村女教師”到這個山區窮縣工作，他們的口號是“學習瓦爾瓦拉，到湖北的西伯利亞”。七十年代知識青年下放農村，已不能由他們根據地名挑選地方了。就是這幾代人染綠了一片文化荒地，并使一個地方的文化源流一脈相承。胡榮茂是五十年代來的，羅維揚、唐明文等是六十年代來的，初來都是教書育人。七十年代的知青已是鋪天蓋地，其中能寫善畫，彈唱俱擅者比比皆是，而且讀書之風無比熾烈。我就見到縣醫院的一個醫生在理發店理發，對面鏡子前邊放一本打開的豎排《三國演義》，邊晃著二郎腿邊看書。這個人外號叫陳大拿。八十年代，閻進忠這樣的文革后新一代知識型青年領導被委派竹山，談出“山區的文教體衛事業得益于臭老九時期”的體會，可謂一語中的。當然，有福的就不光是一批文學愛好者了。
當年《堵河文藝》縣內縣外的作者究竟有多少？后來去向如何？恐怕連羅維揚也說不清。象文楚安這樣為文學事業作出貢獻的專家學者，就我有限的視野所及，竹山的近鄰竹溪縣人氏彭興國野莽先生可以算一個。他早年也曾在《堵河文藝》發表過小說，后來因《一車好炭》成名，現在中國文聯為專業作家。因為都曾有過在銀行工作的經歷，認識以后倒是時有往來。一年多以前，我倆曾在北京一聚，他透露了一點創作消息給我：潛心多年，寫一部四卷本的長篇，已快竣稿，名字就叫《庸國》。他從春秋庸建國（或說封國）一直寫到楚滅上庸之后到竹山籍首義英雄張振武、工人運動領袖施洋。我第一次從他那里知道上庸國是包含竹溪縣在內的，怪不得兩縣都是竹字起頭，山水與共。小說其它內情，他沒有多加透露。但我知道，他一定會寫出庸國絕對不庸的故事來。
傳新是從竹山到四川雅安一家兵工廠后認識文楚安的，過了幾年又回到竹山，在物資局上班。大概一九七九年底的樣子，王通訊等人有一批關于人才學之類的文章發表，頗有影響，有一篇《人才的知識結構》，其中談到人才得相互啟發。有一天我和羅維揚從縣印刷廠（應該是看《堵河文藝》排印情況）出來，說起這篇文章，羅老師說：帶你認識一個人，你們也可以互相啟發。這樣我便認識了傳新。那時他正準備調往廣播局，屋子里推了很多已打包的書。從此我和傳新相互啟發快三十年，曾相約在結識二十年的時侯紀念一下，到一九九九年卻又忘了。好在舊盟仍在，伺機踐行便是。我與他都算不上人才，一定程度上勉強能算上個“有爭議的人物”。他到廣播局當編輯，我是勤奮的通訊員；他調到縣新華書店，我是忠誠的讀者；他當書店經理，我是考官并下達委任狀。當時縣劇團有個武漢知青通過競聘當了團長，這也是個有點爭議的“愣頭青”，眾人不可理解，最后得出的結論是：我和他都喜歡看書，是書友。想來我與傳新的書友關系早已彰顯在前，他當經理應是理順章成，好象并無非議；一九九七年后，兩人成為嚴格意義上的同事。一九九八年開始，與鄖陽地區文化局前局長榮茂先生、傳新、志德等共襄開辦讀書小報《書友》，不久這張報便——我不得不用一個冠以限制詞的成語——在讀書界名聞遐邇。
幾個與竹山有著文化血脈聯系的人，在十堰創辦一份后來被稱作“民間讀書報刊”的《書友》，與竹山那份《堵河文藝》有沒有什么淵源呢？我想應該是有的。她們起碼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從無門戶之見，作者和稿源來之天南海北，而且都有名家捧場；同樣沖破了地域限制得到天下好評。《書友》產生在信息爆炸、媒體異常發達的時代，現在是風起云涌的民間讀書類報刊中的一員，而《堵河文藝》產生和運作的時代，是相對封閉保守的“黎明前的黑暗”，一枝獨秀，尤其顯得可貴。因此有一年，傳聞《堵河文藝》參加了香港圖書博覽會，與之相關的人都頗高興了一陣子的。也因此，當《竹山的文脈（一）》被我發到博客上時，便有網友致信表示羨慕，并感嘆他怎么從小就沒有一個象羅維揚老師這樣熱心的文學導師呢？
不錯，竹山的文學青年是有福的，因為有了《堵河文藝》，上不了大報大刊的涂鴉之作有了發表的地方，而那種最初的鼓勵和獎掖，任何時侯想起來還應該是溫曖的。但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竹山有一個綠意氤氳的文化圈子，圈內人因為文化的熏陶，不論干什么行當和營生，不論在什么地方混吃的，都是能愛能恨，能哭能笑，明白事理，懂得感恩，有時聰明，有時糊涂的正常人。
竹山這個地名在五十年代、六十年代曾誘使很多浪漫的“山村女教師”到這個山區窮縣工作，他們的口號是“學習瓦爾瓦拉，到湖北的西伯利亞”。七十年代知識青年下放農村，已不能由他們根據地名挑選地方了。就是這幾代人染綠了一片文化荒地，并使一個地方的文化源流一脈相承。胡榮茂是五十年代來的，羅維揚、唐明文等是六十年代來的，初來都是教書育人。七十年代的知青已是鋪天蓋地，其中能寫善畫，彈唱俱擅者比比皆是，而且讀書之風無比熾烈。我就見到縣醫院的一個醫生在理發店理發，對面鏡子前邊放一本打開的豎排《三國演義》，邊晃著二郎腿邊看書。這個人外號叫陳大拿。八十年代，閻進忠這樣的文革后新一代知識型青年領導被委派竹山，談出“山區的文教體衛事業得益于臭老九時期”的體會，可謂一語中的。當然，有福的就不光是一批文學愛好者了。
當年《堵河文藝》縣內縣外的作者究竟有多少？后來去向如何？恐怕連羅維揚也說不清。象文楚安這樣為文學事業作出貢獻的專家學者，就我有限的視野所及，竹山的近鄰竹溪縣人氏彭興國野莽先生可以算一個。他早年也曾在《堵河文藝》發表過小說，后來因《一車好炭》成名，現在中國文聯為專業作家。因為都曾有過在銀行工作的經歷，認識以后倒是時有往來。一年多以前，我倆曾在北京一聚，他透露了一點創作消息給我：潛心多年，寫一部四卷本的長篇，已快竣稿，名字就叫《庸國》。他從春秋庸建國（或說封國）一直寫到楚滅上庸之后到竹山籍首義英雄張振武、工人運動領袖施洋。我第一次從他那里知道上庸國是包含竹溪縣在內的，怪不得兩縣都是竹字起頭，山水與共。小說其它內情，他沒有多加透露。但我知道，他一定會寫出庸國絕對不庸的故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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