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賀茂棠
前幾年，整理舊書時發現了一張夾雜在書本中的黑白照片，小一寸半身娃娃臉。仔細端詳，啊，這不就是小時候的我嗎？而且是自己未被火藥燒傷前臉面無疤無痕的照片。
這張小小照片勾起了我對兒時的回憶。15歲的我，穿著父親為我打的邊耳草鞋，背著母親為我煮的黃豆醬個兒，從柳林洪坪順著堵河步行三天到田家中學讀書。開始膽子很小，每天只敢從寢室門到教室門。日子一長，也就漸漸熟悉了這里的環境，膽子也就自然大了。有一個星期天做完課外作業，獨自去北壩街上看熱鬧，走著走著，發現十字街口有一家照相館，木板房，很簡陋。店中撐起一個三角木架，上面搭著一塊大紅布。木架前站著一男一女，估計是拍結婚照。約莫50出頭的照相師傅從里間走出，手拿一個方形木夾子，“咔嚓”一聲塞進了架子里面。師傅右手拿著一個有連線的橡皮球，左手向那一男一女揮一揮，“靠攏點，笑笑！”橡皮球一捏，一道亮光閃過，揮手示意，“照好了”。我依著板門看的出神：“奇妙，原來當兵人寄回家的照片，就是這樣照成的啊！”那師傅說：“小伙兒，要照像嗎？”我嗯嗯：“看看稀奇，過幾天來照。”因為身無半文。
為實現“過幾天來照”的愿望，我就在學校吃飯上打主意，每頓克扣一兩飯票一分菜票，一分一分的攢，半個月就湊齊了照像錢，那時照個黑白半身像才幾毛錢。這就是這張半身照片的來歷。
第一次看到照相，第一次看到自己在照片上的模樣。那個紅布遮蓋的木架子里面到底有啥秘密？要是將來自己有一架照相機？攝影遐想在腦海里萌發。
初中畢業，我沒有圓大學夢，回家鄉當起了民辦老師。當時我所在的學校紅衛大隊，是洪坪公社農業學大寨領導蹲點的樣板。大隊刷標語、辦墻報，駐村領導把我當人才使用，自然也與他們拉近了距離。有一次，洪坪公社黨委書記熊立功陪同他的高中老師、縣文化館長冀林祥來拍攝學大寨典型，讓我隨同款包包，我暗自好高興，仿佛個子高了一大截。我款著冀館長的包包奔前跑后，他一會兒要換膠圈，一會兒要用閃光燈。看到他拿的相機是個方形盒子，上面刻著“海鷗”字樣，與那木架子座機相比顯得小巧靈活多了。冀館長瞇起眼睛，轉動相機搖把，按動快門，“咔嚓、咔嚓”，學習“毛選”的、八個人抬大石頭的、背包谷籃子的……足足拍了一上午。他那一招一式，折服的我羨慕不已。午飯時，熊書記介紹了我的情況，冀館長很是平易近人，問長問短，讓我看看他的照相機，講一些攝影的知識，還承諾縣里辦攝影培訓班時讓我參加學習。
冀館長成了我攝影的啟蒙老師，點燃了我的攝影夢想。
當民辦老師工資低得可憐，省吃儉用，買了一臺海鷗203型折疊相機。我愛不釋手，一有時間就在掰弄，說明書翻成了油渣子。
攝影是個系統活。膠片機時代，拍照、沖卷、暗房洗印等工序繁雜。僅顯影、定影化學藥劑就有五、六種，配藥時稍有毫克誤差就會壞事。暗盒里的膠圈見到白光就會報廢，拍的再好一旦曝光就什么影像也沒有了。記得那年冬天，我剛開始學習沖洗膠圈時，在明處練得好好的，可兩只手伸進暗房袋里，向顯影罐卡槽里上膠片，怎么擰都裝不上，急的滿頭大汗也無濟于事。
還有一件出洋相的事，說來見笑。有一天下午，公社辦公室送來急信，說太陽灣一塊大石頭上出現了反動標語，要我趕快去照下來。順著堵河羊腸小道一個多小時趕到太陽灣三塊石，那里有位生產大隊干部等候。果然路里邊大石壁上粉筆字清晰醒目。我用不同焦距、不同光圈拍了幾十張，生怕不保險，完不成這項政治任務。
太陽落山時回到學校，速急配制藥水沖膠圈。按常規D72顯影液、酸性定影液攝氏20度，顯影、定影各12分鐘就行。我死死盯著滴滴答答的時鐘，生怕看錯。按照水洗、顯影、再水洗、定影走完程序，迫不及待地打開顯影罐，取出膠圈對著光亮，“啊！”白板一塊，一個字影也沒有，頓時讓人暈了。仔細看看裝藥水的瓶子，才知道把定影液當成顯影液使用了，簡直是丟人現眼。
咋辦？第二天要去公社交差，交不上就是政治態度問題。我躺在木板床上翻滾了大半夜，恨夜晚怎么那么長。次日天沒亮就打著手電筒，不聲不響重奔太陽灣，悄悄補照，好在字跡清晰依舊。后來去公社交送照片時領導夸獎任務完成的好，可他哪知道暗中的曲折和苦衷，我是啞巴吃黃連有苦說不出口哦。
70年代末，改行進入鄉文化站，添置了當時比較時髦的海鷗4A搖把雙反相機，跟當年冀館長那臺一模一樣，興奮得我幾天幾夜不能平靜。參加縣里攝影培訓，比較系統地學習了照相機成像原理、光圈與快門的關系、照片暗房制作等。有一天下大雪，老師讓大家自由外出試拍。當時得勝文化站龔元生約上他老鄉在縣志辦工作的袁修簡，他50來歲，穿一件黑色毛呢大衣，身材筆直，風流才子派頭。袁修簡告訴說，毛呢大衣很珍貴，父親袁白濤繪畫、篆刻大師，很有名氣，這是他留給自己的唯一紀念物，頓時我們肅然起敬。在堵河大橋上，我們交替披上他的大衣，按照老師講的遠景、中景、特寫、高速、慢門等技巧，又是合影，又是單照。照片洗出來后，慢門下黑色大衣上留下雪花長長的影子，或一朵朵夢幻小花。哦，這就是攝影的魅力與快樂所在。
在文化站工作時，照相機就是宣傳的武器。手中的海鷗雙反相機換成了DF海鷗單反相機，“120”膠圈變成了“135”膠圈。櫥窗里展出本土人文趣事、山水風光，老百姓看到自己的模樣高興的合不攏嘴巴。每逢鄉里重大活動都要上躥下跳，忙于拍照展覽。在膠片相機時代，只會按快門，不懂暗房技術是搞不成的，只會玩數碼相機者未必知道傳統暗房照片制作過程的奧妙與樂趣。
有一年，鄉里三級干部會晚上趕制放大照片，一位喜歡留影照相的年青女孩要求看看照片是咋出來的。一個小小簡易的暗房，一臺放大機、三個顯影、水洗、定影的盤子、一盞用紅紙裹著的昏暗燈光，兩個人在里面根本打不開轉身，何況是一位女孩，哪好意思，但她堅持要見識見識。暗房里靜悄悄，只有放大機微弱的電流聲、兩個人的呼吸聲，還有女孩身上溢出的淡淡清香。我把底片夾插入放大機，底片上的景物經光線投射到相紙上，精確調焦后開啟白燈對相紙曝光，然后把相紙放在顯影盤里，用竹夾子輕輕擺動，人的頭發、眉毛、眼睛、鼻孔漸漸顯現，仿佛離你越來越近，看上去還真有些恐懼感。那女孩被這情景大嚇一跳，“啊”的一聲幾乎歪倒在我的身上，弄得我半天緩不過神來。后來她看到照片顯現是先濃后淡的規律后，感覺特別有趣味，要求當個助手。按照我操作示范的套路，她右手捏著夾子不停地擺弄顯影盤子里的相紙，嘴上不時地詢問相紙上人物明暗反差要得嗎？夾起顯影后的相紙在清水盤里浸洗幾下，然后放入定影盤，再經過漂洗、烘干、裁邊，他都干得還怪熟嫻。俗話說，男女搭配，干活不累。不到3個小時，一個會議40多幅大照片就這樣誕生了，免去了我一個人獨守暗房苦熬通宵的寂寞。
1984年，熊琨老師引薦，文化局一張調令傳我進城。習慣了柳林山山水水生活的我，磨嘰了幾個月，終因拗不過個人服從組織進了縣城，先后在縣文化館、縣移民局就職。不能走到哪里，我就堅守一條，不丟攝影愛好。總是配合單位工作找到攝影平臺，發揮攝影一技之長，宣傳單位形象，領導豈有不高興的？
1990冬，縣移民指揮部選調一名筆桿子，不知咋的想到了我。我說，“我是文化專招干部不能調動。”“只要你考試過關，我們有辦法。”縣移民指揮部領導有把握的說。沒過幾天，縣移指揮部邀請縣四大家領導到黃龍庫區視察，臨時協商我隨同寫點稿子，拍點照片，發點新聞。四天下來膠圈拍了十多圈，文字記了小半本。一回城就趕緊沖圈、放大，編寫說明，連續幾天不停地向《鄖陽報》寄送。心想：“管它用不用，是銅是鐵試它一烙鐵。”說來也真是神了，那半個月內“鄖陽報”幾乎每天刊發，不是照片，就是文字，高峰期一天見報3篇。有一天接到一個陌生電話：“怎么鄖陽報光發你的照片，有啥關系啊？”這話問的我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
半月過去了，有一日，一輛吉普車停在文化館大門口，走下一位自稱是移民指揮部“左會計”的中年男子找到我說：“范指揮找你有事。”我說：“進屋喝口水。”他說：“莫客氣，今后有機會。”我隨即坐進吉普車上北大街進了移民指揮部，一眼望去單位很氣派。心想：“怪不得不少人說移民指揮部是肥窩子嘞。”進了范興中指揮長辦公室，他開門見山的說：“你娃子，柳林人，還不錯嘛。”我點點頭說：“柳林人老實不中用。”“你被我們選中了，考試那道關口就免了，明天就來報到上班。文化局那邊已說好了，調動手續的事你就不用管。”我站起身，抱拳連說了兩聲謝謝，表白了一番決心。走出移民局大門，心里琢磨道：“攝影這玩意兒真還幫了我的大忙，這個愛好沒白費”。
在庫區奔走，在移民家過大年，用相機見證黃龍灘、潘口、龍背灣水電站移民搬遷的滄桑歲月，記錄移民群眾的淚與笑，記錄移民干部的汗水和成果，這是我的職責和愛好所在。
2007年啟動潘口水電站移民大搬遷，歷史上有名的“官渡府、峪口縣、田家壩金鑾寶殿”將沉入水底。電站建設要淹沒3個鄉鎮，2萬多人口。我是一名移民工作者，自然要奔赴一線戰場。當年11月的一天，我背著照相機、攝像機到田家壩鎮南壩村一移民戶的房子里報到，這就是潘口水電站移民指揮部所在地。
“移民搬遷號稱天下第一難”。這話真還不假，剛開始動員搬遷，移民有抵觸情緒，因而發生了2008年2月12日千人集中上訪圍堵移民指揮部的事件。當時有一位老人發現我在拍攝鬧事現場，就一步上前封住我的領口，扯破我的衣服，“你這個東西不是個好家伙，光照好的，不為老百姓說話。”在那種情況下，我只能一聲不吭，默默忍受。后來我訪問到哪位老人家，與他拉家常，講移民安置政策，講新集鎮建起的美好前景，還在他老屋前拍下他們家的合影照。這樣一來二往，我與他交成了朋友，他家插秧那天硬是把我拽去對飲了兩碗栽秧酒。
2008年2月27日，田家壩鎮黃金梁子上的占地移民要率先后靠過渡房，為新集鎮開挖場平騰地基。當時有一戶李姓移民，他是從高山二神寨搬遷到黃金梁子沒兩年，現在又要搬遷，很是不情愿。就在他搬家這天，我拿著照相機記錄，老李發脾氣了，“希求罕你照！”他憤怒地要砸我的相機。我當時只好立即收起照相機，幫他抬桌子扛板凳，來回搬了好幾趟，讓他的氣消了，并表示歉意說，“不要你搞了，你想咋照就咋照吧！”
2008年“5?12”大地震那天，中午時分，移民指揮部房屋有點晃動，警覺的同志馬上意識到地震了，紛紛開始下樓。夏樹應指揮長說：“老賀，快下去，地震了！”我趕忙收拾好攝影器材，最后一個跑下樓，大家互相打量，每個人都是兩手空空，唯有我全副武裝，脖子上掛的又是照相機又是攝像機。副指揮長楊金鑾說，“老賀，要是地震發大了，這些家伙能比你的命還值錢嗎？”我笑笑，“你還別說，這些家伙我看的跟我的命一樣珍貴，它是公家兩三萬的財產不說，我也就靠它們才能發揮我的作用嘞！”
我把手中的攝影器材當做我做移民工作的勞動工具，先后留下3萬多幅圖片、1000多條錄像資料，還出版了《夢圓堵河》攝影畫冊。這些珍貴資料成為歷史的永恒，也是我辛勤勞動的結晶。
社會進步，經濟發展，生活質量提升，攝影進入千家萬戶。我從膠片機玩到數碼機，從卡片機玩到單反機，從傳統機玩到無人機，海鷗、珠江、紅梅、尼康、佳能、索尼、適馬、大疆，換了一茬又一茬，先后燒錢近20萬元，魚眼、廣角、中焦、長焦鏡頭就有10來只。
記得2007年，陜西省漢中黎坪舉辦人體模特大賽，邀請竹山攝影愛好者參加，我們一吆喝就有八九人報名愿意同往。當時我手中沒有適合拍人像的鏡頭，妻子聽我嘮叨過幾次，就主動問道：“想買個啥鏡頭，得多少錢？”我說：“想買個尼康85的人像定焦頭，恒定1.8光圈的也得將近4000塊呀。”第二天中午妻子下班回來塞給我一把錢說：“我這半年的2000塊獎金湊給你買鏡頭吧，莫還會能增個獎回來哦。”我非常感激妻子的寬懷，每次添買器材她總是想辦法湊錢，說“就算你打牌了、吃煙了。”
參加賽事回來，妻子說要看看我拍的咋樣。他看到一個個一絲不掛的美女模特照片，沒有半點醋意，還評頭論足地挑剔哪張拍的好看哪張拍的不好看。說來也巧，這只85人像鏡頭還真沒辜負妻子的一片心，三個月后，大賽組委會通知我有三幅作品獲獎，已在網上公示，其中一幅二等獎，獎金4000元，要趕快提交原始文件。后來我領到郵局送來的匯款單，把它交給妻子說，“這個全歸你了，買幾件你喜歡的衣服吧。”我妻子是勤儉持家能手，一分錢要當成兩分錢用，她說，“錢要用在擋槍的地方。”
攝影，我從中找到了快樂。攝影，鍛煉了我的體魄和毅力。攝影，成就了我人生的價值。我雖然退休了，但對攝影的愛好和追求永遠不會放棄。目前，我正忙于全縣脫貧攻堅易遷699個10戶以上安置點房屋和配套產業的拍照。看到那破爛不堪泥巴老屋推倒了，一排排、一棟棟新房站起來了，新屋里不時傳出歡聲笑語，我無不為之感動，這是多少農民多少代人的夢想啊！我和同伴每天幾乎五點鐘起床，日落西山收工，走遍全縣17個鄉鎮247個行政村，但我們絲毫沒有倦意。因為，記錄脫貧攻堅的壯麗詩篇是攝影人的一份責任，因為，我們對攝影愛的很深很深。
（作者單位：竹山縣移民服務中心）
相關新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