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舊報紙時，那張2000年秋天第一次刊登我文章的報紙滑落出來，油墨已淡，鉛字猶在。它見證了我從文學青年到教育宣傳骨干的蛻變，也承載著黨報對基層通訊員的深情厚誼。
初識：迷茫中的那盞燈
2000年秋天，我31歲，在寶豐鎮第二溝小學、寶豐中學、雙壩小學等學校任教已14年。學校安排我兼做教育宣傳工作，我拿著筆記本在校門口站了半天，竟不知該記錄什么。
“朱老師，寫新聞和寫散文不一樣。”校長拍拍我的肩，“多看看黨報吧。”那時我自費訂閱了一份黨報。每天晚上備完課，就在15瓦的臺燈下細細研讀。從一版要聞到教育專版，從政策解讀到人物通訊，那份報紙成了我最好的老師。
我漸漸發現，黨報像一扇窗——透過它，我看見了更廣闊的教育天地；它又像一座橋，把山鄉小學與外面的世界連接起來。
我開始模仿著寫，把校園里的大小事寫成“豆腐塊”，小心翼翼地寄出去。
等待的日子是忐忑的。直到那個周五，收發室的師傅舉著報紙喊：“朱老師，你的文章上報了！”我沖過去，在副刊版右下角找到了那篇300字的小稿子。鉛印的名字有些模糊，油墨的清香卻沁人心脾。我拿著報紙把那段文字讀了一遍又一遍。那不僅僅是文章見報，那是沉甸甸的認可——一個鄉村教師的聲音，也能通過黨報被聽見。
成長：電話線那端的良師
“是朱本雙老師嗎？我是黨報教育版的編輯。”電話那頭傳來溫和的聲音，“你那篇關于山村教師的稿子，素材很好，但有些細節可以再豐富些……”
我趕緊掏出小本子記錄。編輯老師耐心地指導：要多用直接引語，讓主人公自己說話；要描寫環境細節，讓讀者如臨其境；數據要生動轉化，比如“80%”可以說成“五分之四”……這樣的電話，在接下來的二十多年里，我接到了無數個。編輯老師們總是那么及時、那么細致。
記得2005年冬天，我采訪了一位在山區教學點堅守了30多年的老教師。初稿交上去后，深夜十點接到了編輯電話。“朱老師，這位老教師每天怎么去學校？”“走山路，大約一小時。”“路上會遇到什么？下雨天怎么辦？教室里最特別的東西是什么？”我答不上來。第二天，我天剛亮就跟著老教師出發，記錄他如何在雨天用塑料布包著課本，如何在教室里用廢棄瓶罐做教具……重寫的稿件見報后，這位老教師被評為“最美教師”，教學點獲得了修繕資金。
我報道的原黃栗小學學生徐航，家住寶豐鎮埡子街村一組。2008年，徐航的母親摔倒致使左腿粉碎性骨折，母親臥床不起，父親拋家不顧。他挑起了家庭重擔，為母親端屎、端尿，做飯、打柴、扯草、種菜樣樣都干。因此，徐航先后被評為竹山縣“十星級”少先隊員、十堰市道德模范、“湖北省美德少年”“全國特別關注孝心少年”。徐航的事跡還被《十堰日報》《湖北日報》《中國兒童報》等多家主流媒體大力宣傳。
學校廣泛開展“弘揚徐航精神，爭當美德少年”活動，把“美德少年”徐航的事跡精心拍攝成專題片，使之成為學校德育活教材。同時，通過學校網絡廣播、櫥窗、電子屏幕、黑板報及主題班會等豐富多彩的形式，讓學生了解學習徐航事跡，從小樹立孝親敬老等傳統美德意識，爭當新時代的好少年。
《自學考試報》以《培養具有民族自信、社會責任感和創新精神的新一代》為題，《德育報》在頭版頭條以《湖北竹山：讓紅色成為思政課鮮亮底色》為題，深入報道了竹山縣及寶豐鎮在探索新時代大思政育人模式方面的典型經驗，引發了廣泛關注。
“好稿子是‘磨’出來的。”編輯老師常說的這句話，成了我的座右銘。正是這一次次的“磨”，讓我逐漸理解了什么是新聞的真實性、什么是故事的感染力、什么是基層報道的使命。
扎根：泥土深處的故事
二十多年來，我的筆從未離開過這片土地。我采寫的《大孝女撐起寒門之家》，她用稚嫩的肩膀扛起一個家。報道見報后，社會各界為她捐款捐物，縣里為她家改造了危房；我采寫的《有“媽媽”真好！》里的優秀老師，她把留守學生當成自己的孩子，教會他們洗臉、穿衣、認字。報道引發了對留守兒童的關注，學校獲得了新的教學設備。
這些年來，我采寫的近3000篇稿件里，有孩子們拿到新書本的笑臉，有老教師退休前的最后一課……有人說，你一個鄉村教師，寫這些“小事情”有什么用？我說，正是這些“小事情”，構成了中國教育的毛細血管；正是這些普通人的故事，匯聚成時代的強音。
黨報給了我平臺，讓我懂得：基層通訊員的價值，就在于記錄這些真實、具體、鮮活的瞬間，讓政策文件里的文字，變成有溫度、有面孔的故事。
收獲：鉛字背后的重量
2006年，我被評為《十堰日報》優秀特約記者。去市里領獎時，我第一次見到了那些通過電話指導我多年的編輯老師。“你就是朱本雙啊！”教育版的老編輯握著我的手，“你的稿子總是帶著泥土的芬芳。”原來，那些深夜里字斟句酌地修改，那些電話中不厭其煩地指導，都是因為這份報紙對基層聲音的珍視，對真實故事的尊重。
榮譽接踵而來：《湖北日報》優秀通訊員、十堰市優秀教師、竹山縣新聞宣傳先進個人、竹山縣十星級黨員……后來，我連續10年當選為政協竹山縣委員會委員。當我把委員證和特約記者證放在一起時，深深感受到雙重的責任。
作為教師，我要教好每一個孩子；作為通訊員，我要記錄好每一個故事；作為委員，我要反映好每一個民意。這三種身份，在黨報的平臺上得到了統一。最讓我自豪的，不是個人榮譽，而是通過我的筆，讓這片土地上的變化被看見：貧困學生獲得資助、先進經驗得到推廣……那些見報的稿件，像一粒粒種子，在現實中開花結果。
傳承：墨香不絕的薪火與初心
“朱老師，這個導語怎么寫才能吸引人？”“您看看，我這樣描寫教室環境合適嗎？”
如今，年輕的通訊員向我請教，他們拿著剛寫的稿子，眼神里透著與我當年相似的期待與忐忑。我總是放下手中的工作，接過那些還帶著體溫的稿紙——就像二十多年前，編輯老師們對待我的稿件一樣。
“看，這個地方你寫‘許多學生’，如果改成‘三年級二班45個孩子中的32個’，是不是更具體？”我指著通訊員的稿件，“當年編輯也是這樣教我的。”
我珍藏了二十多年的剪報本——那上面不僅有黨報的優秀作品，還有我自己的稿件，每一篇都密密麻麻寫滿了編輯的修改意見和我的心得。
“好新聞是用腳走出來的。”我常對他們說，“不要坐在辦公室里編，要走到教室去，走到學生家里去，走到田間地頭去。”
我明白什么是真正的傳承——它不只是寫作技巧的傳授，更是一種眼光的培養、一種責任的傳遞、一種對這片土地深情的延續。當年編輯老師通過電話線傳遞給我的，如今我通過面對面的交流、通過共同采訪的腳步、通過一字一句的推敲，傳遞給更年輕的通訊員。
這份被墨香浸潤的情緣，早已不再是我一個人的堅持。它變成了一盞燈，在我點亮之后，又被更多雙手接過，照亮更遠的路。這也許就是黨報給予一個基層通訊員最珍貴的禮物：讓真實的故事永遠有人講述，讓泥土的聲音永遠有人傾聽，踐行那份“因為愛，所以執著”的初心。 （朱本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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