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4日，屈家嶺遺址考古工作專家現場會上發布了荊門屈家嶺遺址考古新發現。經過近3年的全面調查和系統發掘，屈家嶺遺址新發現多組規模龐大、因勢而建的水利系統，為考察史前水利社會的形成和發展提供了重要證據。
屈家嶺遺址發現最早的水利系統，標志著史前先民的治水理念從最初被動地防水御水轉變為主動地控水用水，部分實現了從適應自然到改造自然的跨越。
屈家嶺遺址治水模式的探索，為史前單體聚落的水資源管理和利用提供了細節支撐。屈家嶺遺址的考古工作，展示了長江中游地區大型中心聚落的規劃理念、布局演變和社會結構傳統，反映了長江中游不同于其他地區的文明路徑，為考察史前水利社會的形成和發展、長江中游文明的起源和演進提供了關鍵樣本。
近40名來自全國的考古研究專家前往遺址現場，見證人類文明探源工程研究再向前推進一步的重要時刻。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何努指出，屈家嶺此次發現是中國最早的水利技術系統，在5000多年前代表的是最先進的生產力。我們以前往往注重的生產工具，這次發現是確定了長江中游體系也有水利系統、水控制體系，且更多用于灌溉，直接涉及到這個社會發展的一個農業的經濟命脈，代表的第一生產力的發展。通過水壩以及水利系統的發現，體現了生產力在屈家嶺這個階段有了巨大的飛躍，所以我們真真正正明白了技術是第一生產力這個硬道理。
世界第一“壩”在湖北面世 為史前文明再添實證
發現與良渚水壩同時期，距今約5100年至4900年前的多組水利系統，目前對熊家嶺、鄭畈兩處史前水利系統開展了詳細的考古工作，證實為迄今發現最早且明確的水利設施。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史前考古部主任陶洋帶長江云新聞記者趙黎黎走進熊家嶺水壩進行現場踏勘，沉寂約5000年的水利系統以及屈家嶺遺址群通過高程模型再現于世人面前，包括水壩、蓄水區、灌溉區、溢洪道等水利系統構成要素。
熊家嶺水壩坐落于青木垱河東-西向支流的河道上，水壩呈南北向，土筑而成，連接南北兩端山體，以攔蓄水資源。
據陶洋介紹，基于江漢平原史前治水遺址的研究，在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劉建國指導下，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從2020年便開啟了尋“壩”工作。通過早期衛星影像、海拔高空圖以及周邊水利系統要素的勘探，屈家嶺遺址有水利系統初露端倪，這令考古團隊分為欣喜，前后勘探有十幾處，目前已確定熊家嶺、鄭畈兩處，并歷時8個月完成熊家嶺水壩東西向剖面的解剖清理工作。
據測算，現存壩頂高約2米、寬約13米，壩底寬約27米，南北長約 180 米。水壩東側為蓄水區，與自然崗地合攏面積約19萬平方米;西側為灌溉區，約8.5萬平方米，植物考古的研究工作顯示該區域存在史前稻田。溢洪道位于蓄水區的北部缺口處，入口寬約 26 米，出口北抵青木垱河中上游，呈南高北低的走勢，展示出“因地制宜”的科學建設理念。
解剖性發掘顯示，熊家嶺水壩可分為早晚兩期，早期壩的寬度為10.2米，晚期壩的寬度26.6米，晚期壩在早期壩的基礎上加高加寬擴建而成。
在早期壩的使用過程中，壩體東側迎水面上沉積出淤沙層，其上存在包含細小燒土顆粒的灰燼層，晚期壩體即疊壓在灰燼層上?；覡a層中的炭化荒草種子表明，增筑行為當發生于秋冬季的枯水期。
出土遺物、測年數據顯示，晚期壩的年代為屈家嶺文化早期晚段，絕對年代約4900年至4800年。 早期壩的年代不早于油子嶺文化晚期，不晚于屈家嶺文化早期晚段，范圍為5100年至4900年，是迄今發現最早且明確的水利設施。
蓄水用水旱澇不侵 5000年前古人治水智慧盡顯
據陶洋介紹，湖北江漢平原地區河網比較密集，水資源豐富，有時候又會雨熱不同期，因此蓄水用水防水治水十分必要，必須要處理和解決好人和水之間的關系，水利系統便是古人治水的產物，這也代表著從被動防水到主動控水的轉變。
熊家嶺水壩是集灌溉、抗旱、防洪三位一體的水利系統，另外，它也連通了殷家嶺、冢子壩南北兩大遺址，從事實上又形成了這兩個遺址之間的一個通道，也可以作為一種交通的路徑來使用。
走近土壩細看，早晚兩期壩體堆積明顯經過人工拍打、夯實或加固，局部位置揭露出因拍打、夯實而形成的“痕跡面”，可以看出是非常成熟的建造工藝。兩期壩體的各層堆積中，絕大多數都摻有禾本科植物根莖，應屬原始的“加筋工藝”。此外，在早晚兩期壩體堆積中發現“草裹泥”的痕跡。
使用草裹泥的原因，和現在修水利的草袋一樣，屬于一種加筋工藝，在良渚水壩建設中也使用了這項工藝，是建筑臨水的土臺、堤壩等設施時普遍使用的工藝，可使壩體加快固結，增加抗拉強度，不易崩塌。
史前文明已出現階級分化 或有古城統治者
草裹泥剖面還呈現出了明顯的分區，表明堆筑時草裹泥是從不同地點運送過來的，一到即鋪筑，沒有統一堆料過程。
這樣的工序需要先民們通力合作，共同完成。除了草裹泥外，熊家嶺水壩的堆筑還需要大量的土。據勘探顯示，為縮減建設所需人力物力，水壩遺址鋪設于天然山體之間，周邊為沼澤區，在當時的生產力條件下設計營造，工程的規劃、設計與材料的采集、運輸、制作以及工程實施建造等工序，需要相當的管理組織能力。
吉林大學教授趙賓福在現場向記者介紹，從建筑以及土壩制作工藝來看，里邊的人工墊起來的大型基址，代表著這座高等建筑主人身份非凡，可以說明在屈家嶺有了階級分化，或者說出現了所謂的王。
浙江大學劉斌教授也提出，與大禹治水概念不同，它是配套這個生活區、古城的一種建設，對用水的一種規劃，跟水陸交通運輸有關，水管理系統覆蓋的范圍越大，說明社會組織越大。
另外在水壩遺址內發掘出早期壩和晚期壩碎陶片，以及屈家嶺文化高等級建筑區，這對水壩斷代起到直接的證據。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何努指出，該水利工程必定是一個強權的組織來組織勞動力進行的大規模水利工程，在某種意義上說，這是一個國家行為。
通過這條黃色原始底層線，我們可以明顯看到緊實的壩體經過千錘百煉向地面下陷，也通過藍綠色水壩早晚期分界線，看到人類順應自然之變而變的軌跡，我們仿佛看到了5000年前新石器時代的人們肩挑背扛越過連片沼澤修起這座土壩，并利用水利灌溉系統近水而棲，繁衍生息的場景。
由此可見，屈家嶺文化時期的社會結構已經具備了應對復雜需求的社會組織管理能力以及成熟的水利系統建造工藝。
文明探源 活化歷史場景助力創新傳承
此次發掘獲取了探索長江中游史前文明化肇始的物證，首次將江漢平原和洞庭湖平原納入統一的文化共同體。屈家嶺遺址作為迄今發現規模最大的油子嶺文化聚落，考古工作揭示的最早水利系統、最早的快輪制陶工藝和磨光黑陶生產技術、聚“族”而葬的墓地形態，為我們生動展示了油子嶺文化的發展高度和社會結構，也進一步闡釋了油子嶺文化強勢擴張的動力。
距今 5100 年左右，屈家嶺遺址所在的漢東地區率先從油子嶺文化嬗變為屈家嶺文化。在屈家嶺遺址，油子嶺文化規劃、營建的水利系統被屈家嶺文化所繼承，并經過改造升級，發揮了更大的作用，促使聚落規模從105萬平方米擴展至284萬平方米。這一時期，龐大的聚落規模、縝密的水利系統、規整的環壕設施、高超的建筑工藝，反映出屈家嶺遺址作為“壕堰式” 聚落的典型特征，代表了長江中游地區與大型城址同級的新型中心聚落形態。
針對未來考古成果轉化，北京大學教授徐怡濤提出要活化歷史場景，把當年歷史狀態，通過考古學、建筑學的研究復現出來，用科技的手段去展示它，甚至包括習俗、生活狀態、服飾等方面全方位的社會復原，通過一個點放到一個更廣闊的范圍做整體研究，對文明探源工程、弘揚文化自信提供強大的支撐。
當日同時公布了多項考古新發現。其中，距今約5500年至5100年的油子嶺文化聚落范圍105萬平方米，為迄今為止發現的長江中游地區同時期面積最大的聚落，已確認水利系統、墓葬區、居住區和陶器生產區等。一系列最新考古發現展示了長江中游地區大型中心聚落的規劃理念、布局演變和社會結構傳統，為考察長江中游文明的起源和演進提供了關鍵樣本。
（長江云新聞記者 趙黎黎 王磊 楊嵐）
相關新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