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雅屏
電視劇《人世間》開播后，我幾乎每天晚飯后、開播前都要去父母家坐坐，聽他們談談這部電視劇，嘮嘮那個年代的悲歡離合，每一次的話題都讓我感慨萬千，心思沉重......父母不是局中人，是現實中的每一個平凡的人。聽父母的訴說，我也感知了父母那代人的奮斗、成長和相濡以沫的溫情，更感知了他們那代人對家庭的付出、善良正直、有情有義、堅韌擔當的中國人形象。于是乎我就一此次冒出念頭要寫寫父母的“人世間”。
我和我弟都是70年代初的人，我們和其他孩子最大的不同是：我們從出生都沒有見過我們的祖父、祖母，外祖父、外祖母。我們睜開眼睛看到的世界就只有父母。我們幼時沒有人幫忙帶，母親最好的幫手是“搖籃”，竹子編的，相當于現在的嬰兒床；還有一樣家什是木制“椅架”，類似于現在的學步車，只是沒有滑輪，還不能跑。母親洗衣服的時候把我們放在“搖籃”里，一只腳慢慢搖著，像催眠曲，好讓我們早點睡著。“椅架”安全，做飯、喂豬放在眼皮底下就行了......
我母親名為朱志珍，這三個字也是一輩子沒有上過學的她為數不多的會寫會認的字。生于1950年，她是家中的老三，上有哥哥姐姐，下有弟弟，一家人住在溢水鎮。
母親的前半生，開頭就有些悲慘的意味。我仍記得幼時，母親經常牙疼，買不起藥，總是靠偏方治。看著她喝著黃連水止疼，對我說：“黃連苦，苦不過生活。”三歲時她就沒了母親，五歲沒了父親，年幼的她天天上山打野草，為家中五口人做飯：哥哥姐姐弟弟，還有年邁的奶奶。
貫穿童年的基調是饑餓。母親對1959年的饑荒至今記憶猶新，前一年的糧食不佳，紅薯和玉米糝煮的糊糊，“干得喂豬豬都不吃”。到了1959年，正式進入了餓飯的時期，母親每天打來野草、淘洗，加入不足一小酒杯的、連帶著谷皮的碎米，煮熟，把少得可憐的米倒入弟弟的碗中。母親甚至吃過“觀音土”！母親每次說到這里都是一度哽咽。這樣的經歷對母親影響深遠，直到現在看到有人浪費糧食她還會忍不住制止，有時只是一句微弱的“別糟蹋糧食，好歹能喂豬呢”，盡管城里沒有人再養豬。
就這樣饑一頓飽一頓，母親逐漸長大，也開始在生產隊做農活、和男人一樣修水庫、掙工分、吃食堂。23歲那年，她經人介紹認識了父親，從此開始了婚姻生活。
在那個饑貧交加的時代，父親的境遇也沒有好到哪里去。父親名為張友才，于1946年出生在竹山縣麻家渡鎮關東溝村，那是一個缺水的小村落。起初，父親的奶奶去世，他的爺爺便再娶，重新組建了家庭。根據農村侄女隨姑姑的習俗，父親的新任奶奶的侄女，便嫁給了我的爺爺，生下了父親。之后，奶奶擔心當地水土過于缺水不適宜孩子成長，便搬到了娘家所在地——麻家渡鎮關東溝村居住，住在一間娘家人蓋的茅草屋中。小茅草屋面積不足十平方米，卻住了父親和爺爺奶奶以及小他四歲的妹妹，生活十分艱辛。父親還記得，搬來關東溝村后，奶奶還生下過一個弟弟，小名叫愛國，卻在1957年的四月病死了，無力醫治，還是由當時尚稚嫩的父親，用籮筐背著，葬在了山上。好在同年7月，又有小弟弟降臨到這個家庭，略微沖淡了悲傷的氣氛。小弟取名張友喜，希望給這個家庭帶來一些喜樂。然而世事，并不都盡如人意。
1958年的大天旱，同樣給這個家庭帶來了滅頂的災難。長時間不下雨，家里的莊稼一片頹勢，爺爺便經人介紹去了離家較遠的地方做活，砍柴、燒枝、肥土、開荒。家里沒了當家的男人，受了不少欺負，家中那一點點省吃儉用攢下的綠豆、玉米，清水田里還剩下的一點谷子，都被人偷著瓜分了。當時的父親尚且是個孩子，無法替他的父親捍衛這個家庭，只能帶弟弟妹妹去坡上，找來玉米芯勉強充饑。
1959年冬天，噩耗傳來，說爺爺出去逃荒，餓死在了外面，連尸首都不知道葬在哪里。這時父親只有十三歲，便成了家中最年長的男人，望著兩歲的弟弟、懵懂的妹妹、垂淚的母親，父親知道，這個家庭，承擔在他的肩頭了。
在那個難熬的饑荒時期，餓死的人并不只有爺爺，而是許多許多。在生產隊，父親見了許多面黃肌瘦拼命勞作的人，死亡也是瞬間降臨的事，“就像一截截樹樁，突然就直直地倒下了”。
對死亡的恐懼也同樣籠罩在家中。父親承擔起男子漢的責任，與奶奶一起上山打野草，為家里人想盡辦法找糧食。他兩歲的弟弟每天只能吃到無油無鹽的水煮野草，牙齒還沒長齊，只能慢慢磨著吃。這一段歲月父親始終不能忘，以至于養成了節儉至極的習慣，尤其看不得人浪費糧食：多年后生活好起來了，一次父親和他的弟弟吃飯，看到弟弟吃炸魚時掐掉魚頭扔在一遍，父親仍會不出聲地凝視弟弟許久；我小時候掉米粒在桌子上，父親也會要求我撿起來吃掉，給我講“韓大爺”的故事，那是一個專門吃掉在桌子上的米的大爺，原型是某一部影片中的人物；父親平時也舍不得扔飯菜，剩飯剩菜只要沒壞就還是會選擇熱了再吃。總之，饑荒時代養成的節儉習慣，陪伴了父親終生。
盡管想盡辦法節省，但誰也不知道明天會不會餓死。在這樣的情況下，父親那一貫善良、被鄰里贊為“好德行”的母親，似乎變成了一個“鐵石心腸”的人：父親的妹妹太過于饑餓，直接用手抓著吃生產隊分的谷子和生面，奶奶便將女兒狠狠打了一頓，甚至差點打算不要她；父親的弟弟追逐時被田間的牛嚇得跌落田埂，奶奶甚至沒有轉身去拉，只是在事后哭著對父親說：“不知道未來哪一天我們都會餓死！”
所幸，父親從未放棄希望，每天在山上打野草，終于讓弟弟妹妹活過了那個最冷的冬天。1960年春天之后，年成逐漸變好了，但他們先前居住的小茅草屋被生產隊用去做了倉庫。起初他們仍然住在那，但生產隊總有人擔心他們會“侵犯公家財產”，就在附近的江家灣選了一塊舊時用來拴馬的馬廄，分給父親一家四口居住，大小只有幾平方米，只容得下一張床。就這么一小塊地，還有周遭許多人家覬覦，見父親一家孤兒寡母，便更肆無忌憚地欺負。奶奶一個女子，受了不少氣，父親看在眼里，心里暗下決心：你們這些人如此不友善，等以后我能蓋房子了，一定誰都不挨著！
1963年10月 6日，也許是常年受氣又無人可依，奶奶患病去世了。拿著生產隊給的用來蓋房子的救濟款，父親決定不要房子了，把錢用來給奶奶買了棺材和白布，體面安葬了。三個孩子站在墳前，流夠了無助的淚，搖搖晃晃地一夜間長大了。
沒了母愛與依靠，父親發了瘋般地在生產隊做工，白天做農活，夜晚也守著值夜班，拼命掙工分，以求得弟弟妹妹不缺衣食。1964年，四清運動在村里開展，這是一項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內容起初是 “清工分，清賬目，清倉庫和清財物”，后期在城鄉中表現為“清思想，清政治，清組織和清經濟”，父親也參與其中，成了村里的代表，監督生產隊搞建設、搞運動，檢查是否存在貪污挪用等行為，幫忙組織生產。同年，父親加入了中國共青團，成為了一名團員，是生產隊上的積極分子，村民不愿意去的出門搞建設、開會，他都去，只是暗中擔心家中的弟弟妹妹不會自己安排飲食。
父親的機敏、勤勞、踏實、能干被村里人看在眼里。當時，公社里有一個指標，推選一名八大員（施工員、質量員、安全員、標準員、材料員、機械員、勞務員、資料員），父親就成了社里考慮的對象。生產隊在農忙的時候想抽調父親回去幫忙，公社干部未準許，說父親是組織培養的對象，由此可見父親在村里已然用品行獲得了大家的認可。然而等推舉指標落下來的時候，父親卻拒絕了，他認為自己沒讀多少書，小學都沒畢業，無法勝任八大員的工作，推掉了這個機會。
但是，機會不會錯過有能力的人。當又有炊事員的指標下發時，公社干部、大隊長都認為父親身體好、干活好、思想好，細心耐心，也懂得生產知識，為人也正直，便一致推舉了他。1971年5月20日，父親被調到竹山縣溢水區財稅銀管理所任炊事員。同年7月1日，開始正式拿工資，每月27元，還有口糧38斤，成了國家單位的一份子。五年后，父親因表現優異，又被調到竹山縣財政局做炊事員，正式進城。這期間，母親獨自帶著我和弟弟留居老家麻家渡鎮，種地務農，直到1986年8月，父親終于將我們娘母仨的戶口轉到城里，一家人得以團聚，而在此前分居兩地的十多年里，父親和母親只在一起過了四個春節。
進城后，母親憑借勤勞能干、做事麻利的優點，在紡織廠找到了紡線繩織襪子的工作，一做就是數十年；我和弟弟得以在城里上學，我也會在假期時去針織廠幫忙打工，補貼家里，一家人的日子逐漸好了起來。
2002年，在財政局的食堂操勞了一輩子的父親退休了。他穿著整潔的中山裝，夾雜著銀白的頭發梳理得整整齊齊，財政局的職工看到他都會禮貌地叫一聲“張師傅”，他也微笑頷首，此后過上了休閑的退休生活：帶帶孫子，享盡天倫之樂；與老朋友曬太陽、打牌、閑聊，與母親一起繞著小城散步；訂閱了雜志《老同志之友》，時常戴著老花鏡閱讀；偶爾回去參加財政局退休干部的活動，生活也算愜意。他常常說：“我這是得了共產黨的利，才能走到今天這一步呀！”
堅強的母親在2002年企業廠垮人散后，依舊是打小工貼補家用，直到趕上國家對企業下崗人員的補貼政策出臺，我們給母親買了“五七工”，2011年11月，整整滿了60歲的母親領到了第一個月561元養老金的時候，母親孩子般嚎啕大哭，嘴里念叨不停：感謝國家，感謝黨，讓她也成了有退休金的人！如今72歲的母親每個月有1847元養老金，每天都是笑瞇瞇的。
母親與父親勤勞、踏實、節儉的品質，對弟弟和我，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他們有過苦痛的歲月，有過難捱的日子，但還是常對我們微微一笑：“我們，生活還是不錯的吧？”
（作者單位：竹山縣財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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