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振武是辛亥元勛，功在千秋，但由于英年被害，史料極其匱乏，雖經劉榮盛等同志進行搶救性發掘和研究，還是有不少謎團未能完全解開。比如張振武留學日本早稻田大學的情況，何年留學、留學幾年、期間有哪些大事，本文試圖厘清審定。
一、張振武入校時間
張之洞擔任湖廣總督期間，大力鼓動中國學子到日本留學，他在《勸學篇》中說：“至游學之國，西洋不如東洋，一、路近省費，可多遣；一、去華近，易考察；一、東文近于中文，易通曉；一、西學甚繁，凡西學不切要者東人已刪節而酌改之，中、東情勢風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無過于此。”清末，湖北留日學生全國最多，各州府縣均有學子赴日留學，僻處鄂西北的竹山縣，留日學生共有三人。
2002年《竹山縣志》在“大事記”中記載：“1902年（光緒二十八年）張振武為竹山縣第一個留學日本的學生。”2014年版《竹山縣志》又記載：“1904年（光緒三十年）張振武為竹山縣第一個留學日本的學生。”雖然兩種說法不一，但“1904年留日”漸成主流，被很多有關張振武的文章采用。
不過，即使張振武真的于1904年留學日本，也不太可能是第一個留學日本的竹山人。1904年2月，兩湖文高等學堂（1906年改為兩湖總師范學堂）學生、竹山廩生郭肇明官費留學日本弘文學院師范科速成班，時年33歲，第二年即回到兩湖文高等學堂任教習（注：即教師），1905年2月8日，湖北官書處印刷了郭肇明、陳邦鎮等五名湖北師范生編譯的《教育的心理學》，此書由湖北學務處發行，被稱為“第一部漢文寫的西洋心理學”。
另一名竹山人吳復性赴日留學的時間比郭肇明略早。據柳云龍主編的《清末各省自官費留日學生姓名表》，吳復性于光緒二十九年十一月（公歷1904年元月前后）留學日本。吳復性時年30歲，入東京工手學校（1887年設立，日本工學院前身）采冶科，學制5年。
張振武比以上二位都晚。
1882年，日本東京西北的一片稻田中建起了兩層樓，掛出了東京專門學校的牌子，設政治經濟、法律、理學及英語四科。1896年3月，清政府駐日公使裕庚選定胡宗瀛、朱忠光、戢翼翚等13人先后在嘉納學校、東京專門學校求學，這也是中國第一批留日學生。湖北省房縣人戢翼翚后來被清光緒皇帝賜予政治經濟科“進士出身”，分配到外交部任主事（當時相當于科員）。
1901年，東京專門學校升格為私立大學，并有了一個充滿田園風光的名字——早稻田大學。1905年9月11日，早稻田大學成立清國留學生部，錄取中國留學生762名，學制為“預科一年、本科兩年、研究科一年”，1907年中止預科、師范科招生，改設三年制普通科。
張振武1905年自費到早稻田大學求學。據張瑞《清末湖北留日學生與地方文教事業》附錄的《清末湖北留日學生名錄》，張振武時年28歲，籍貫羅田，在早稻田大學學習政治法律科。
張振武把籍貫填寫為祖籍所在地羅田縣，或許與他曾到羅田縣求學有關，但這改變不了他是徹頭徹尾的竹山人的事實，他在竹山縣出生，在竹山縣長大，當然是竹山人。
從這三名竹山人赴日留學時間上說，吳復性早于郭肇明，郭肇明早于張振武。
二、張振武留日時間
《清末湖北留日學生名錄》中只注明張振武留學年份，沒有注明學習情況和畢業時間，因此張振武何時從早稻田大學離開仍然不能確定。
劉榮盛著《首義元勛張振武》在“東渡求學，參加革命”一節中說：“同盟會成立以后，清政府馬上要求日本政府對中國留日學生的革命活動施加壓力。1905年11月，日本文省部（注：應為文部省）應清朝政府的請求，頒布了《取締清韓留日學生規則》，激起了中國留日學生的強烈反對，他們掀起了反對《取締規則》的斗爭，紛紛罷課，離校回國。張振武也憤然回國。”
日本文部省頒布《關于準許清國學生入學之公私立學校之規程》（后被誤譯為《清國留日學生取締規則》《取締中國留日學生之規則》《取締中國留學生所入學校及寄宿舍之規則》《取締清韓留日學生規則》等），遭到中國留學生強烈抵制。12月4日，宏文書院、經緯學堂、成城學校、東斌學堂等學校開始集體罷課，后演變成17所學校8000余名中國留學生參加的大規模罷課風潮。不少留日學生宣誓畫押，決心退學回國，秋瑾在浙江同鄉會上抽出短刀，擲案示眾，并指名若干意見不同者，當場宣告“死刑”。一些留學生組織敢死隊,聲言“如不回國，眾必殺之”，當時，自愿、盲從或被脅迫回國的留學生累計2000余人。張振武當時是否回國，暫無考證。不過，從他與劉彥的關系來看，還是可以有所推斷的。
民史氏所著《張振武革命戰史》中說：“孫文倡同盟會于日本，君由湖南劉彥介紹入聯絡部，擔任湖北方面組織機關，與總理劉揆一，協力進行。”
1912年“蒯楚生”編《新民書社》之《張振武》第一章《張振武之歷史》中說：“……與湖南劉君彥友善。時孫中山先生在日本組織同盟會，君由劉君介紹入會，乃擔任組織鄂省機關。”
兩文都指出張振武由劉彥介紹到同盟會。那么，劉彥何許人也，張振武是怎么認識他的呢？
劉彥，湖南醴陵人，肆業于湖北文普通學堂。一種說法是，劉彥1907年公費留學早稻田大學。而據《清末各省自官費留日學生姓名表》，劉彥1905年10月到達日本東京，在早稻田大學預科畢業后，1908年12月自費入學，在專門政治科學習二年，又在研究科學習一年，1911年7月畢業。這兩種說法一時難以考證，但劉彥與張振武成為早稻田的校友（是否同班同學待考）是確定無疑的，由此可推斷張振武加入同盟會的時間。
中國同盟會1905年8月在日本成立，劉彥在去日本留學之前不可能介紹張振武入會，他只有到日本加入同盟會之后才有可能介紹張振武入會，也就是說，只能在1905年10月以后，而且是在劉揆一代行總理職務之后。
劉揆一是湖南衡山人，與黃興、宋教仁、陳天華、章士釗等在長沙共同發起組織華興會，1907年1月在東京加入同盟會。1907年3月，孫中山被日本政府勒令出境，黃興當年夏天也到越南，與孫中山共謀在南方起義。劉揆一先是代理東京本部執行部庶務干事，后又代行總理職務。張振武若是在同盟會聯絡部協助劉揆一的工作，必然是在1907年3月之后，1907年7月因徐錫麟起義而被追捕之前。由此推斷，張振武1907年7月之前仍在日本東京，也極有可能仍在早稻田大學讀書。
據當時的《亞細亞日報》1912年8月15日報道，14日晚上，張振武特約同盟會會員孫毓筠、宋教仁、張繼、劉揆一、李肇甫、劉彥、田桐，與共和黨黨員十余人會飲于德昌飯店，借以聯絡感情。這篇報道也算是張振武在同盟會聯絡部工作的佐證，因為宴請的同盟會員都是留日學生，大都在同盟會東京總部工作過，可謂張振武的“前同事”。
綜上所述，張振武1905年留學早稻田大學后，不太可能因“取締規則”事件而停學回國，有可能輟學回國后再去復讀，還有可能當時沒有回國。在沒有其它考證的情況下，根據張振武在聯絡部工作的情況可以認定，張振武1907年7月前仍然在早稻田大學。
三、張振武回國時間
張振武回國與徐錫麟安慶起義密切相關。
浙江紹興人徐錫麟何時與張振武相識不得而知。1905年冬，徐錫麟等人前往日本學習陸軍，由于清廷駐日公使的阻撓而不能入學，徐錫麟在日本游歷期間，結交了許多留日學生，直到1906年才回國。1907年，徐錫麟與“鑒湖女俠”秋瑾等組織光復軍，擬于7月6日在浙江、安徽同時起義。7月6日，徐錫麟在安慶刺殺安徽巡撫恩銘，率領學生軍起義，失敗被捕，次日慷慨就義。7月15日，秋瑾就義。
“蒯楚生”編《張振武》第一章《張振武之歷史》中說：“丁未，徐錫麟舉義于安徽，君陰為之助，幾遭縲泄，因走長崎。”張振武暗中為徐錫麟提供了什么幫助，以至于被清政府追捕，現在不得而知，但他當時在日本東京，還是在中國的武昌，可以分析一番。
從一個國家到另一個國家，一般情況下要表述國別。張振武在東京，才會“因走長崎”；如果在武昌，會表達為“因走東洋”“因走東瀛”“因走倭國”“因走日本”之類。
《張振武革命戰史》認為張振武在國內，就改變了“因走長崎”的表述：“歲丁未，徐君錫麟舉義于安慶，君陰為之助。事敗，幾罹縲泄。時滿清官吏捕拿黨人日益亟。君復走日本。繼又往返滬漢，鼓吹革命。未幾，捕綱稍馳，君再入鄂為教員。”《首義元勛張振武》也認為張振武當時已擔任武昌西路小學堂堂長。
根據張振武1907年在同盟會聯絡部工作的情況，當時張振武仍在日本留學才對。反過來想，如果張振武當時在武昌當教師，且不說容不容易逃脫清朝政府的追捕，難道張振武在被追捕的情況下出國轉了一圈，回來后還能到原單位上班嗎？
四、結論
張振武1905年東渡日本留學早稻田大學，1907年春經劉彥介紹，參與同盟會東京總部聯絡部工作，1907年7月因徐錫麟起義失敗被追捕（駐日公使不是吃素的，當然，日本方面也不會太認真，否則張振武也不會那么容易脫逃）。張振武從東京逃往長崎，再經長崎回國，1907年秋在武昌西路小學堂任老師。
附帶說明，也許就因為張振武逃離日本，所以未能取得早稻田大學的畢業證，《清末各省自官費留日學生姓名表》里數萬名留學生里，查不到張振武的名字。當時很多留日學生因為各種原因或者放棄學業，或者沒拿到畢業證，這很正常。再說了，從學習日語開始，到拿到畢業證書，劉彥用了6個年頭，張振武只呆了這幾年，還真拿不到畢業證呢。(袁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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