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違法拆遷、暴力拆遷成為一種普遍現象時，當被拆遷人以喝農藥、自焚等非理性方式對抗拆遷的極端事件頻頻發生時，重新審視城市拆遷立法，從制度上檢視問題發生的癥結，不僅是化解沖突的需要，而且是建立和諧社會的一種必然選擇。
2009年12月，北京大學法學院五名學者向全國人大常委會遞交了《關于對〈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進行審查的建議》，認為拆遷條例與憲法和物權法相抵觸，建議立法機關對拆遷條例進行審查，撤銷這一條例或建議國務院對拆遷條例進行修改。隨后，國務院法制辦召集五名專家討論《國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與拆遷補償條例(草案)》，并表示新條例一旦頒布實施，《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將廢除。
這次由國務院法制辦主持召開的專家座談會，并沒有向媒體開放。但是，參與座談會的專家向公眾粗略介紹了其中的一些主要內容。
五位上書者之一、北京大學法學院姜明安教授對記者說，新條例相對于舊條例有了質的變化。他認為，最重要的有四個方面：其一，新條例對因公共利益的征收、拆遷與非因公共利益的房地產開發、拆遷進行了區分。后者不適用強制拆遷，而由建設單位與房屋所有權人按照自愿、公平的原則訂立拆遷補償協議。新條例對“公共利益”進行了列舉規定，不屬列舉規定的“公共利益”范疇的項目建設，其遇到的拆遷問題均循民事協商與合同途徑解決。其二，新條例對因公共利益的拆遷確立了先征收、補償，后拆遷的原則，這也就是說，不先解決征收、補償問題，就不得拆遷。其三，新條例明確規定征收、拆遷主體是政府，而不是開發商。這也就是說，舊條例授權拆遷人即開發商，拆除被拆遷人房屋的事今后是不允許的。其四，新條例嚴禁野蠻拆遷，明確規定建設單位或受委托實施拆遷的單位不得采取斷水、斷熱、斷氣、斷電等方式或者以暴力、脅迫及其他非法手段實施拆遷。
記者發現，目前各界爭論的焦點大都集中在“公共利益”的界定上。現行拆遷條例往往將公益拆遷與商業拆遷混為一談，結果導致激烈的對抗。著名法學家江平教授認為，拆遷征收必須以公共利益為前提，如果不是公共利益而是商業利益，政府就不能征收和拆遷。
國務院法制辦主任曹康泰近日接受媒體采訪時坦稱，新拆遷條例遇到的第一個困難就是如何界定公共利益的問題。他表示新條例將會采取列舉的方式界定公共利益，且傾向于采取對公共利益進行范圍較窄的界定，不過這遭遇了來自地方的不同意見，地方希望能夠將之界定得寬一點。
由此可見，關于公共利益的界定之爭的背后是利益的爭奪。一些地方政府官員認為，將公共利益的范圍設計得越廣，他們在城市規劃和市政建設方面可操作的余地就會越大，反之，則會束縛其手腳。
事實上，公共利益概念本身具有一定程度的不確定性和主觀性，所以物權法沒有界定公共利益的具體范圍。但是新拆遷條例又不能回避公共利益界定問題。對此，一些法學專家認為，在新拆遷條例的修訂過程中，公共利益界定的標準一定不能彈性過大，同時應該給公眾一個參與討論、發表意見的機會。
在五位上書全國人大的專家建議中，走司法程序是其中一項重要內容。他們認為，如果被征收人與政府的意見不一致，就應走司法程序，而非如拆遷條例所規定的由政府的房屋拆遷管理部門裁決。
現實生活中，公民個體在與拆遷方對抗中之所以不惜“以命相搏”，在一定程度上是因為，制度框架內的利益訴求渠道發生了梗阻。中國政法大學蔡定劍教授指出，保護公民財產最重要的、最后的一個手段就是有效的司法救濟。現在涉及土地、房屋等財產權保護的救濟措施是缺位的，特別是涉及拆遷，法院很多情況下是不受理的，或受理后明顯袒護政府。所以，要給公民司法救濟權，不能把公民擋在司法門外。
曹康泰表示，目前國務院法制辦正在就條例草案征求地方意見，還會請被拆遷人表達意見，草案修改完善后，將會盡快公開征求公眾意見。
現行拆遷條例的廢除已無懸念，可以說新的拆遷條例對拆遷思維的改變是顛覆性的，限制公權、保護私產，將成為一個準則。不難想象，新條例出臺后政府的拆遷將不再如過去那樣“行云流水”，成本一定也會增加。這就從另一方面警示我們，在舊拆遷條例仍未廢除前，一定要警惕某些地方政府趕在新條例出臺之前進行突擊拆遷。 （來源：《半月談》）
2009年12月，北京大學法學院五名學者向全國人大常委會遞交了《關于對〈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進行審查的建議》，認為拆遷條例與憲法和物權法相抵觸，建議立法機關對拆遷條例進行審查，撤銷這一條例或建議國務院對拆遷條例進行修改。隨后，國務院法制辦召集五名專家討論《國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與拆遷補償條例(草案)》，并表示新條例一旦頒布實施，《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將廢除。
這次由國務院法制辦主持召開的專家座談會，并沒有向媒體開放。但是，參與座談會的專家向公眾粗略介紹了其中的一些主要內容。
五位上書者之一、北京大學法學院姜明安教授對記者說，新條例相對于舊條例有了質的變化。他認為，最重要的有四個方面：其一，新條例對因公共利益的征收、拆遷與非因公共利益的房地產開發、拆遷進行了區分。后者不適用強制拆遷，而由建設單位與房屋所有權人按照自愿、公平的原則訂立拆遷補償協議。新條例對“公共利益”進行了列舉規定，不屬列舉規定的“公共利益”范疇的項目建設，其遇到的拆遷問題均循民事協商與合同途徑解決。其二，新條例對因公共利益的拆遷確立了先征收、補償，后拆遷的原則，這也就是說，不先解決征收、補償問題，就不得拆遷。其三，新條例明確規定征收、拆遷主體是政府，而不是開發商。這也就是說，舊條例授權拆遷人即開發商，拆除被拆遷人房屋的事今后是不允許的。其四，新條例嚴禁野蠻拆遷，明確規定建設單位或受委托實施拆遷的單位不得采取斷水、斷熱、斷氣、斷電等方式或者以暴力、脅迫及其他非法手段實施拆遷。
記者發現，目前各界爭論的焦點大都集中在“公共利益”的界定上。現行拆遷條例往往將公益拆遷與商業拆遷混為一談，結果導致激烈的對抗。著名法學家江平教授認為，拆遷征收必須以公共利益為前提，如果不是公共利益而是商業利益，政府就不能征收和拆遷。
國務院法制辦主任曹康泰近日接受媒體采訪時坦稱，新拆遷條例遇到的第一個困難就是如何界定公共利益的問題。他表示新條例將會采取列舉的方式界定公共利益，且傾向于采取對公共利益進行范圍較窄的界定，不過這遭遇了來自地方的不同意見，地方希望能夠將之界定得寬一點。
由此可見，關于公共利益的界定之爭的背后是利益的爭奪。一些地方政府官員認為，將公共利益的范圍設計得越廣，他們在城市規劃和市政建設方面可操作的余地就會越大，反之，則會束縛其手腳。
事實上，公共利益概念本身具有一定程度的不確定性和主觀性，所以物權法沒有界定公共利益的具體范圍。但是新拆遷條例又不能回避公共利益界定問題。對此，一些法學專家認為，在新拆遷條例的修訂過程中，公共利益界定的標準一定不能彈性過大，同時應該給公眾一個參與討論、發表意見的機會。
在五位上書全國人大的專家建議中，走司法程序是其中一項重要內容。他們認為，如果被征收人與政府的意見不一致，就應走司法程序，而非如拆遷條例所規定的由政府的房屋拆遷管理部門裁決。
現實生活中，公民個體在與拆遷方對抗中之所以不惜“以命相搏”，在一定程度上是因為，制度框架內的利益訴求渠道發生了梗阻。中國政法大學蔡定劍教授指出，保護公民財產最重要的、最后的一個手段就是有效的司法救濟。現在涉及土地、房屋等財產權保護的救濟措施是缺位的，特別是涉及拆遷，法院很多情況下是不受理的，或受理后明顯袒護政府。所以，要給公民司法救濟權，不能把公民擋在司法門外。
曹康泰表示，目前國務院法制辦正在就條例草案征求地方意見，還會請被拆遷人表達意見，草案修改完善后，將會盡快公開征求公眾意見。
現行拆遷條例的廢除已無懸念，可以說新的拆遷條例對拆遷思維的改變是顛覆性的，限制公權、保護私產，將成為一個準則。不難想象，新條例出臺后政府的拆遷將不再如過去那樣“行云流水”，成本一定也會增加。這就從另一方面警示我們，在舊拆遷條例仍未廢除前，一定要警惕某些地方政府趕在新條例出臺之前進行突擊拆遷。 （來源：《半月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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