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夢奎
一、五年規劃工作的制度化
“十二五”規劃是在20年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時間過半，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面臨新形勢和新任務條件下的五年規劃；是在經受嚴重金融危機沖擊，國際經濟格局正在發生重要變化條件下的五年規劃。
新中國成立以來先后有過十一個五年規劃，改革開放前5個，改革開放后6個。前十個稱“計劃”，從“十一五”開始稱“規劃”。從“一五”到“七五”稱“國民經濟計劃”，從“八五”開始稱“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或者規劃。從五年規劃的制定和執行情況，可以看出國家發展的軌跡和脈絡，也反映出經濟體制和發展理念的進步。
改革開放前最成功的是“一五”計劃（1953-1957年），當時沒有經驗，但非常認真地編制計劃，從1952年開始，經過三年半時間編成，五年已經過半。1956年黨的“八大”提出關于制定“二五”計劃的建議，國務院從1957年開始編制“二五”計劃。但從1957年下半年開始，批判右傾保守思想，接著就是“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國家政治和經濟生活陷于混亂，經濟發展戰略目標和政策變化不定，五年計劃很難正常編制和執行。現在看來有點不可思議，中國號稱實行計劃經濟，但從“二五”到“五五”，計劃都沒有按法定程序提交全國人大審議批準，也沒有正式公布實行。“五五”計劃包含在當時編制的《十年規劃綱要》之中，沒有獨立文本。改革開放以來，從“六五”（1981-1985年）開始，法定程序都比較健全，經過全國人大審議批準，但“六五”和“七五”（1986－1990年）時期都遇到大的經濟調整，計劃也經常變化。我從“八五”（1991-1995年）以來參加了歷次中央關于五年規劃“建議”的起草。在準備“八五”的時候，剛剛遭遇嚴重的通貨膨脹和政治動蕩，當時把困難估計重了，在鄧小平南方講話以后，1993年3月黨的十四屆二中全會對“八五”時期的經濟增長速度、產業結構、利用外資、進出口貿易和投資規模等重要指標進行了大的調整。“九五”（1996-2000年）以來的三個五年規劃，加上現在正在制定的“十二五”規劃，黨的十四屆、十五屆、十六屆、十七屆中央委員會，都是在五中全會提出關于制定五年規劃的“建議”；第二年3月，也就是新的五年規劃開始的第一年的全國人大會議，審議通過國務院制定的五年規劃綱要。五年規劃制定工作的制度化是國家政治和經濟進步的表現。
“一五”到“五五”是計劃經濟體制，“六五”到“九五”是經濟體制轉軌，“十五”以來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有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在實行計劃經濟時期，除“一五”外都沒有嚴格制定和執行，法律程序也不健全；倒是經濟體制開始轉軌和實行市場經濟體制以后，五年規劃的制定和執行，逐步走上了制度化的軌道。按理說，計劃經濟體制是應該嚴格計劃制定和執行的，為什么反而沒有做到呢？究其原因，第一，是決策的隨意性，例如“大躍進”；第二，是政治不穩定，例如“文化大革命”時期；第三，是具體操作方面的原因，在社會經濟情況復雜多變條件下搞大量的指令性指標確有困難；第四，更重要的是，對我國社會經濟發展階段和基本戰略目標把握得不準，例如上世紀50年代末期提出“超英趕美”，60-70年代提出2000年實現四個現代化；還有些具體的目標，例如1980年實現農業機械化，等等，都是不可能達到的戰略目標，按照這樣的要求搞規劃，誰也搞不好。改革開放以來，確立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三步走”戰略、“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和“構建和諧社會”，這些大的戰略定位和部署對了，加上對外開放后能夠以國際視野看待中國的發展，經濟社會發展規劃才有可能比較符合實際。
現在，國際金融危機最危急的時刻已經過去，但世界經濟復蘇緩慢，還有不少不穩定和不確定因素。發達國家失業率居高不下，國際金融市場脆弱，主權債務危機，外匯市場矛盾尖銳，這些風險又大多相互關聯。美國實行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給世界經濟帶來新的不確定因素，也使我國面臨更為復雜的國際經濟形勢。我們既要鞏固和擴大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成果，保持政策的連續性，也要順時應變，考慮世界經濟的新形勢和金融危機過后的長遠發展。刺激經濟的政策，哪些要延續，如何延續？哪些要退出，什么時候退出？都是需要研究解決的問題。總的原則應該是：實行刺激經濟政策要以不引起嚴重通貨膨脹和加劇生產過剩為限；退出刺激經濟政策要以不引起經濟嚴重下滑為限。
“十二五”是20年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第三個五年規劃，要和2020年的發展目標相銜接。到“十二五”末，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應該有個大體的眉目，所以要有更長遠的預見，不能只顧眼前。
中長期規劃的編制和實行也涉及體制問題。黨代會、人代會、五年規劃，都是五年。但是，黨代會年份是逢二、逢七，人代會和政府換屆是逢三、逢八，五年規劃起始是逢一、逢六，時間不完全一致。單獨來看，每一個方面都是制度化的，但綜合來看，中央和地方都存在決策者和執行者不完全一致的情況。這是歷史形成的，現在不可能改變。都是共產黨領導，有政治穩定性和政策連續性，這是中國的特點和優勢。雖說如此，也需要在規劃中強調兼顧當前和長遠，長短結合，標本兼治。在中央“建議”起草過程中，這一點是很明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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