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中農業大學文法學院社會學系副主任、教授 蕭洪恩
竹山文明村鎮建設是中國特色農村現代化道路的新探索，它已遠遠超越了一般的“文明”的范疇，也超越了中央二十字的“新農村”建設的要求。如果說中央的二十字要求是面向全國的話，竹山的“十星”、“六大工程”已走在了前面，具有在全國農村現代化建設道路的探索上的推廣意義，甚至會泛化為一種新的農村現代化建設道路模式。
一、竹山的經驗說明，中國解決“三農”問題的最佳時機已經成熟
根據中外“三農”問題解決的經驗，制度、觀念（特別是發展觀）、文化、積累等，應是解決“三農”問題的前提性要件。制度問題是一個基礎性問題，直接制約“三農”問題的解決方式與前途。如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清末民初、民國時期的“鄉村”建設運動等，在一定程度上都揭示了中國農村存在的非制度層面的問題，并采取了一些即使是現在也仍然有效的方法，但因不具備制度基礎，這些實踐即使不說是失敗，至少也可以說是沒有收到預期效果。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制度問題總算解決了，我們解決了解決“三農”問題的制度障礙，為解決“三農”問題提供制度平臺。但是，由于主客觀原因，我們在觀念上，特別是在發展觀問題上沒有得到很好的解決，使“三農”問題的解決效果也不是很理想。雖然也在長期的積累過程中出現了不少的典型，但與中國這樣一個農業大國是很不適應的。如二元社會及相應的發展思路、單打一的發展路徑等，在一定程度上說就是一種觀念問題，一種發展觀問題。中國共產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各級干部群眾進行了艱苦的發展觀探索，從20世紀80年代末開始的文明村鎮建設的萌芽，直到科學發展觀的提出、和諧社會的構建與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等，應該說新的發展觀已“見龍（農）在田”，在湖北省涌現出的眾多典型中，竹山的探索就正好是這一過程中長抓不懈的實踐形式與理論總結。
竹山的實踐是深深根植于中國文化傳統的土壤中的。竹山本身至少可以說是中華文明的源頭之一，女媧創世神話就發生在這里，女媧的人文情懷、因應自然以改造自然完善自然的奮斗精神、女媧神話的集體主義精神及團結互助精神等，影響至為深廣。加上長期受中華文化的培育，中華文化的剛健精神、互助精神等，深深地影響著竹山人民。無論是“十星”創建還是“六大工程”，都體現了這樣一種中華文化精神。關于這方面，如果從具體做法中分析，就至為顯明，此不具述。我們只是想由此說明，竹山的實踐是具有中國文化傳統基礎的。實際中，包括竹山實踐在內的整個文明村鎮建設都具備了這一基礎，甚至于還可以從韓國新農村建設中找到這種中華文明的基因。
此外，不少專家學者已經闡明，現在的中國，中央稅收和地方稅收加總已經占到GDP的近20%，加上預算外財政，整個財政規模占GDP的比重近30%。一般來說，這一水平已經具備了由國家財政主導來提供農村公共品開支的條件。也就是說，從經濟積累的角度說，中國也具有了解決“三農”問題的最佳時機。
二、竹山的經驗是一種對中國農村現代化道路的有益探索
在西方，甚至包括東方的日本在內，現代化建設走的是一條農村城市化、農民市民化、農業工業化的發展道路。在這一過程中，農村因城市化而出現“過疏化”問題，并被認為是現代化過程中的必然產物，中國農村當前也有了這種現象。但是，這種現象、這種現代化模式的普遍價值在中國這樣的國度遇到了最大的挑戰是：中國龐大的國土面積、龐大的人口基數、中國的文化傳統與中國共產黨人的宗旨等中國特色的背景。
按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的城市化速度，到2050年，中國將還有八億人生活在農村，仍然是一個“二元社會”；中國人的“吃”的問題始終只能自己種田解決，不能指望國際購買，加上中國的耕地結構，最終的希望仍然是農村；中國人文化傳統和中國共產黨人的宗旨決定我們不能走西方化的農業規模經營的老路（羊吃人），但又必須對傳統農業、傳統農民和農村進行現代改造，實現由“耕者有其田”到“耕者有其業”的轉變。而竹山的“十星”和“六大工程”建設，正好是在立足農村的基礎上，通過文明創建實現了對“傳統三農”的現代性創造，并取得了有效成就。因此，可以認為，竹山的經驗是一種對中國農村現代化道路的有益探索。這種探索成果集中體現在使傳統“三農”實現就地現代化這一點上，特別是這一探索能做到上下聯動，即使上層精英與下層民眾的互動。
三、竹山可走文化產業化和產業文化化的現代化建設之路
竹山資源豐富，但主要的優勢資源是水電與文化。根據這一實際，竹山的未來的“十星”、“六大工程”建設，應抓住中央關于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機遇，抓住文化做文章，一方面是實現從管理文化到經營文化、從文化事業到文化產業、從文化傳承到文化開發的轉變，打造一個強勢文化產業，并超越現行統計口徑的文化產業范圍。另一方面則是使其他的產業，其中特別是最有優勢的水電產業文化化，賦予其他產業更多的文化內涵，使竹山的現代化建設體現綠色、生態、文化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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