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個成熟的社會里，無論觀點如何多元，總會有一些基本共識，比如事實、法律。討論一個問題，首先應看事實如何、是否合法。如果無視事實、拋開法律，僅以個人好惡選擇站隊、用不同標簽評判是非，討論不會有出路，社會也難有真進步。
這段時間以來，有網絡“大V”因涉嫌違法被抓，引發網上網下普遍熱議，除了拍手稱快的，也有一些不同聲音顯得格外醒目：“嫖娼是行為藝術”，“上帝都會原諒妓女”，“抓嫖娼就是打擊報復”……各種奇怪論調紛紛出籠，似乎嫖娼成了一種高尚行為，對“大V”嫖娼尤其要“網開一面”。
這種論調忽略了一個基本事實：一些網絡“大V”的行為是否屬實？類似嫖娼等行為是否違法？倘若無視這些，只毫無根據地譴責別人“選擇性執法”，卻沒看到自己的“選擇性失明”，言不及義地為違法行為開脫，甚至渲染種種“受迫害情緒”，只能說明，這是將網絡“大V”身份作為擋箭牌，為網絡“大V”謀求自外于法律的特權。
在某些人那里，類似“特權”思維并不新奇。不是有這樣的故事么：有“大V”在圖書簽售現場進門被拒，對保安聲稱：“我有987萬粉絲,讓我進去。”用粉絲數謀求開路特權、網絡反對特權、網下謀求特權，并非孤例。沿著這種邏輯，一些網絡名人憑借自身名氣和背景，以為即便有出格行為，自己的“抵抗力”也要比普通網民強；以為即使是違法犯罪，相關部門也要顧及所謂輿論和粉絲，不敢依法懲處。這種自我預期，一旦在現實面前破滅，就拋出“陰謀論”來博取同情，試圖謀求法律之外的“解決”。
在為“大V”違法打造的各種擋箭牌中，有一種被經常拿來使用。比如，聲稱“大V”搞了多少慈善項目、發起了多少公益活動、推動了多少輿論監督，希望以此“功過相抵”。這種似是而非的邏輯，實在經不起推敲。一個人的違法犯罪，不能抹殺其過往功績；反過來說，過往輝煌也難以為違法犯罪正名。這是一個基本常識。如果做過一些“好事”就希望擁有特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又如何實現？那些因貪腐被抓的官員，在出事之前，難道就沒有一點貢獻？近段時間以來，不少高官因為貪腐落馬，就傳遞了“規則面前，沒有例外”的法治理念。在當今中國，不管是貪腐的“大老虎”，還是違法“大V”，都不應有特權思想，也不會有特權待遇。
毋庸諱言，在某些網絡“大V”眼里，粉絲多也是一種身價，不僅希望它成為精神財富，更希望它轉化為現實中的特權。這種認識和期待，正如魯迅先生所言，“掣維新之衣，用蔽其自私之體”。擺脫這種“特權幻覺”，堅守住法律底線，“大V”的身份才會有真實的分量，才會成為推動社會進步的正能量。（來源：人民論壇）
這段時間以來，有網絡“大V”因涉嫌違法被抓，引發網上網下普遍熱議，除了拍手稱快的，也有一些不同聲音顯得格外醒目：“嫖娼是行為藝術”，“上帝都會原諒妓女”，“抓嫖娼就是打擊報復”……各種奇怪論調紛紛出籠，似乎嫖娼成了一種高尚行為，對“大V”嫖娼尤其要“網開一面”。
這種論調忽略了一個基本事實：一些網絡“大V”的行為是否屬實？類似嫖娼等行為是否違法？倘若無視這些，只毫無根據地譴責別人“選擇性執法”，卻沒看到自己的“選擇性失明”，言不及義地為違法行為開脫，甚至渲染種種“受迫害情緒”，只能說明，這是將網絡“大V”身份作為擋箭牌，為網絡“大V”謀求自外于法律的特權。
在某些人那里，類似“特權”思維并不新奇。不是有這樣的故事么：有“大V”在圖書簽售現場進門被拒，對保安聲稱：“我有987萬粉絲,讓我進去。”用粉絲數謀求開路特權、網絡反對特權、網下謀求特權，并非孤例。沿著這種邏輯，一些網絡名人憑借自身名氣和背景，以為即便有出格行為，自己的“抵抗力”也要比普通網民強；以為即使是違法犯罪，相關部門也要顧及所謂輿論和粉絲，不敢依法懲處。這種自我預期，一旦在現實面前破滅，就拋出“陰謀論”來博取同情，試圖謀求法律之外的“解決”。
在為“大V”違法打造的各種擋箭牌中，有一種被經常拿來使用。比如，聲稱“大V”搞了多少慈善項目、發起了多少公益活動、推動了多少輿論監督，希望以此“功過相抵”。這種似是而非的邏輯，實在經不起推敲。一個人的違法犯罪，不能抹殺其過往功績；反過來說，過往輝煌也難以為違法犯罪正名。這是一個基本常識。如果做過一些“好事”就希望擁有特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又如何實現？那些因貪腐被抓的官員，在出事之前，難道就沒有一點貢獻？近段時間以來，不少高官因為貪腐落馬，就傳遞了“規則面前，沒有例外”的法治理念。在當今中國，不管是貪腐的“大老虎”，還是違法“大V”，都不應有特權思想，也不會有特權待遇。
毋庸諱言，在某些網絡“大V”眼里，粉絲多也是一種身價，不僅希望它成為精神財富，更希望它轉化為現實中的特權。這種認識和期待，正如魯迅先生所言，“掣維新之衣，用蔽其自私之體”。擺脫這種“特權幻覺”，堅守住法律底線，“大V”的身份才會有真實的分量，才會成為推動社會進步的正能量。（來源：人民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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