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學陳少峰教授近日撰文，以糾正正義理念分析弱勢群體問題并提出對策建議：
弱勢群體，是指在正義權利實現過程中，因為沒有得到社會資源受益的均等機會和權利分配上的基本權利目標，從而在境況上處于惡性循環狀態的社會成員群體。強勢群體的存在，其中某些人的某些部分的超國民待遇特權以及對弱勢群體的剝奪，是造成這些弱勢群體處境不利的重要原因。從糾正正義的角度對弱勢群體問題進行深入思考是很重要的。
貧富差距問題不是“正義的公平”的本質，不正義的核心是弱勢群體的基本正義權利被忽視從而陷于貧困，甚至處于惡性循環的境地。因此，貧富差距是結果而不是原因，對于解決弱勢群體問題，需要進行新的思考。以下是幾個相關對策的分析。
其一，要研究造成弱勢群體處境惡化的原因及其性質。
例如，在許多情況下，弱勢群體處境的惡化是與強勢群體所擁有的特權并在某些領域濫用這種特權有關的。因此，可以通過賦予弱勢群體某些固定的權利來補足其應得的權利。例如，壟斷國企和行政機構每年招聘員工或者公務員時，可以安排一定比例、例如35%左右的農村出身的大學生或研究生，就可以一定程度上避免強勢群體可能壟斷所有好的就業機會的不公平。從這個角度可以看到，正義制度中的糾正正義的安排是一種差別對待的安排，因而必須加強這種制度安排的執行力度。
其二，弱勢群體的惡性循環在性質上是一種最嚴重的不正義，需要政府加快解決其非國民待遇問題。
例如，應實現社會保障的統一標準及全民覆蓋，并應盡快糾正各種歧視性的制度或政策(如應加快實施戶籍制度的改革等)。當然，由于弱勢群體主要分布在農村或其它領域里的基層，因此，政府的工作重點和行政監管中心應當下移，如重視縣級行政正義，規定農民工的基本權利保障等，以推進基層的正義制度建設。
其三，要注重弱勢群體內部的具體人群的不同特點，以采取不同的對策。
例如，兒童是弱勢群體，但是，解決兒童問題不僅僅涉及到兒童權利的保護，還涉及到為他們提供有制度保障的機會均等的選擇條件。兒童與現在不識字的農民所處的境況不一樣，對于未來的權利上的要求也不一樣。對于不識字的農民而言，保障他們的基本生活水平是必要的；而對于兒童們而言，讓他們擁有未來生活中的實質性的把握機會均等的能力就顯得更加重要。因此，教育公平就是最重要的正義制度安排方式之一。又如，對于農村婦女而言，除了具有弱勢群體所具有的共同處境之外，她們往往還受到家庭不正義的侵害，因此，需要逐步提高立法和執法水平，以援助農村婦女，使她們的有關權利得到保障。
其四，應改善對犯罪群體的改造方法，并提高其應得的福利保障。
雖然犯罪群體是對于弱勢群體及其他公民的權利的侵犯者，但是，除了符合法律程序予以懲罰之外，他們也是應當獲得相應的人權保護的。在完善制度建設的進程中，保障他們應得的福利也是糾正正義的基本內容。由此，需要為各種性質的弱勢群體提供應有的法律辯護和各種服務的保護；政府也應更加重視犯罪群體的維權機制建設。
其五，應當前瞻性地預防某些人群變為弱勢群體，特別是要重視由于某種程序性的問題而導致的此類情況。
例如，某些建筑包工頭，有時開發商要求他們墊付款項，但后來開發商并沒有落實承諾，致使包工頭成為拖欠工資的主體，進而導致他們的破產和對農民工群體的傷害。又如，一些企業遭遇詐騙(或遭遇供應商產品的危害)而導致破產或受到其它傷害，對于這種情況，也應當予以某種救助。為應對這類問題，應當建立商業合同保障或再擔保機制，以避免更多的人因為部分奸商的傷害而成為新的弱勢群體。
其六，對于弱勢群體之間的相互傷害問題，更應當予以重視。
弱勢群體的社會成員之間往往會因為見識、知識或理解力的限制，在發生相互間的利益沖突時，比較不容易形成協商機制，有時甚至會因為沖動而失去理智；這就需要建立更有效的法律引導和援助的保障體系，并重視建設針對有關上訪問題的及時公正的裁決機制。上訪應當由人大和政協來主持；應當建立專門的仲裁法庭來尋求最終的解決。對上訪內容的處理由于可能包括對于政府的問責內容，因而不應直接歸由行政處理。對于濫用公權力來壓制百姓、甚至隨意動用暴力手段的行政與司法人員，應當予以懲罰。
其七，應當加大稅收征收和管理，特別是對于投資和各類資本收入的稅賦征收工作，加大財政轉移力度，解決弱勢群體的基本正義權利。
例如，以房地產問題為例，應當提高大宗房地產交易的稅負，將其中部分稅源用以解決建設廉租房。或者規劃城市商品房住宅建設時，應當相應地按照建設用地的比例建設廉租房，并且保障用其中較高的土地出讓金來解決弱勢群體的住房困難。而不是簡單地一般性地試圖強行控制房地產價格。
解決弱勢群體問題需要全局觀，需要進行分類分流的解決，并形成某種合力。從維護社會穩定的角度來說，在解決各類問題時，所涉及到的公平的問題和糾正正義的問題應具有優先性。（來源：《經濟參考報》）
弱勢群體，是指在正義權利實現過程中，因為沒有得到社會資源受益的均等機會和權利分配上的基本權利目標，從而在境況上處于惡性循環狀態的社會成員群體。強勢群體的存在，其中某些人的某些部分的超國民待遇特權以及對弱勢群體的剝奪，是造成這些弱勢群體處境不利的重要原因。從糾正正義的角度對弱勢群體問題進行深入思考是很重要的。
貧富差距問題不是“正義的公平”的本質，不正義的核心是弱勢群體的基本正義權利被忽視從而陷于貧困，甚至處于惡性循環的境地。因此，貧富差距是結果而不是原因，對于解決弱勢群體問題，需要進行新的思考。以下是幾個相關對策的分析。
其一，要研究造成弱勢群體處境惡化的原因及其性質。
例如，在許多情況下，弱勢群體處境的惡化是與強勢群體所擁有的特權并在某些領域濫用這種特權有關的。因此，可以通過賦予弱勢群體某些固定的權利來補足其應得的權利。例如，壟斷國企和行政機構每年招聘員工或者公務員時，可以安排一定比例、例如35%左右的農村出身的大學生或研究生，就可以一定程度上避免強勢群體可能壟斷所有好的就業機會的不公平。從這個角度可以看到，正義制度中的糾正正義的安排是一種差別對待的安排，因而必須加強這種制度安排的執行力度。
其二，弱勢群體的惡性循環在性質上是一種最嚴重的不正義，需要政府加快解決其非國民待遇問題。
例如，應實現社會保障的統一標準及全民覆蓋，并應盡快糾正各種歧視性的制度或政策(如應加快實施戶籍制度的改革等)。當然，由于弱勢群體主要分布在農村或其它領域里的基層，因此，政府的工作重點和行政監管中心應當下移，如重視縣級行政正義，規定農民工的基本權利保障等，以推進基層的正義制度建設。
其三，要注重弱勢群體內部的具體人群的不同特點，以采取不同的對策。
例如，兒童是弱勢群體，但是，解決兒童問題不僅僅涉及到兒童權利的保護，還涉及到為他們提供有制度保障的機會均等的選擇條件。兒童與現在不識字的農民所處的境況不一樣，對于未來的權利上的要求也不一樣。對于不識字的農民而言，保障他們的基本生活水平是必要的；而對于兒童們而言，讓他們擁有未來生活中的實質性的把握機會均等的能力就顯得更加重要。因此，教育公平就是最重要的正義制度安排方式之一。又如，對于農村婦女而言，除了具有弱勢群體所具有的共同處境之外，她們往往還受到家庭不正義的侵害，因此，需要逐步提高立法和執法水平，以援助農村婦女，使她們的有關權利得到保障。
其四，應改善對犯罪群體的改造方法，并提高其應得的福利保障。
雖然犯罪群體是對于弱勢群體及其他公民的權利的侵犯者，但是，除了符合法律程序予以懲罰之外，他們也是應當獲得相應的人權保護的。在完善制度建設的進程中，保障他們應得的福利也是糾正正義的基本內容。由此，需要為各種性質的弱勢群體提供應有的法律辯護和各種服務的保護；政府也應更加重視犯罪群體的維權機制建設。
其五，應當前瞻性地預防某些人群變為弱勢群體，特別是要重視由于某種程序性的問題而導致的此類情況。
例如，某些建筑包工頭，有時開發商要求他們墊付款項，但后來開發商并沒有落實承諾，致使包工頭成為拖欠工資的主體，進而導致他們的破產和對農民工群體的傷害。又如，一些企業遭遇詐騙(或遭遇供應商產品的危害)而導致破產或受到其它傷害，對于這種情況，也應當予以某種救助。為應對這類問題，應當建立商業合同保障或再擔保機制，以避免更多的人因為部分奸商的傷害而成為新的弱勢群體。
其六，對于弱勢群體之間的相互傷害問題，更應當予以重視。
弱勢群體的社會成員之間往往會因為見識、知識或理解力的限制，在發生相互間的利益沖突時，比較不容易形成協商機制，有時甚至會因為沖動而失去理智；這就需要建立更有效的法律引導和援助的保障體系，并重視建設針對有關上訪問題的及時公正的裁決機制。上訪應當由人大和政協來主持；應當建立專門的仲裁法庭來尋求最終的解決。對上訪內容的處理由于可能包括對于政府的問責內容，因而不應直接歸由行政處理。對于濫用公權力來壓制百姓、甚至隨意動用暴力手段的行政與司法人員，應當予以懲罰。
其七，應當加大稅收征收和管理，特別是對于投資和各類資本收入的稅賦征收工作，加大財政轉移力度，解決弱勢群體的基本正義權利。
例如，以房地產問題為例，應當提高大宗房地產交易的稅負，將其中部分稅源用以解決建設廉租房。或者規劃城市商品房住宅建設時，應當相應地按照建設用地的比例建設廉租房，并且保障用其中較高的土地出讓金來解決弱勢群體的住房困難。而不是簡單地一般性地試圖強行控制房地產價格。
解決弱勢群體問題需要全局觀，需要進行分類分流的解決，并形成某種合力。從維護社會穩定的角度來說，在解決各類問題時，所涉及到的公平的問題和糾正正義的問題應具有優先性。（來源：《經濟參考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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