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
1920年7月19日，在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上，列寧作了《關于國際形勢和共產國際基本任務的報告》。那時，全世界的人口是17.5億，其中被壓迫的殖民地人口是12.5億。列寧講，殖民主義使世界上大多數人受奴役，“我們懂得，125000萬人依附于一小撮富翁，處于無法生存的境地，這是意味著什么。”意味著“人民群眾，首先是125000萬人，即全世界70%的人口的貧困、破產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今天的世界又怎樣呢？我們看到，一些西方國家正在通過“民主人權輸出”等各種新的手段繼續干涉、控制、支配廣大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力圖建立以自身利益為核心的、確保其“獨家處在整個社會生物鏈的最高端”的國際秩序。
一、西方“民主人權輸出”的歷史由來
從歷史轉向世界歷史開始，資本開始了原始積累的過程。資本原始積累的過程就是早期殖民主義興起的歷史。馬克思曾經說過：“資本來到世間，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滴著血和骯臟的東西。”殖民主義正是這種血和骯臟的東西的產物。為了1%人的利益，早期殖民主義者用野蠻的血與火在世界范圍內對99%的人民進行征服和掠奪。
依靠軍事力量，殖民主義者在世界各地進行掠奪。正是憑借著殖民擴張，葡萄牙和西班牙在16世紀實現了自己經濟的繁榮和霸權。如葡萄牙在1493—1600年間，從非洲運回了27.6萬公斤的黃金；在對巴西300年的統治中，又運回了價值6億美元的黃金和3億美元的鉆石。葡萄牙對拉美國家300年的殖民擴張中，共運回黃金250萬公斤，白銀1億公斤。而西班牙在1521—1544年中從美洲運回的黃金，每年平均為2900公斤，白銀30700公斤；1545—1560年，則上升到每年黃金5500公斤，白銀24.6萬公斤。
依靠軍事力量，殖民主義者在非洲販賣黑人奴隸，上演了人類歷史上最野蠻的暴行。據黑人著名歷史學家W.E.B.杜波依斯估計，被殖民主義者從非洲販賣到美洲大陸的黑人奴隸，16世紀為90萬人，17世紀為275萬人,18世紀為700萬人，19世紀為400萬人，共計約1500萬人。這只是活著到達美洲大陸的奴隸人數，在運輸過程中被折磨致死的人數更是達到活著人數的數倍，很多學者認為奴隸貿易使非洲損失了1.5億人口。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指出：“利物浦是靠奴隸貿易發展起來的。奴隸貿易是它進行原始積累的方法。”
殖民者完成了資本的積累，工業開始發展起來。進一步占領世界市場、傾銷本國商品成為19世紀殖民主義的新要求。1818—1836年，英國輸往印度的棉紗增加了5200倍。1850年，英國對印度的棉紡織品輸出占英國棉紡織品輸出總值的65％。殖民當局規定，英國輸入印度的貨物只收極低的稅，甚至免稅，印度紡織品在本國銷售，卻要交極高的內地稅。在英國控制下，印度棉織工業急劇衰敗，著名紡織業中心達卡，人口從15萬減少到3—4萬，無數手工業者因此破產，掙扎在死亡線上。當時的印度總督本廷克也不得不承認：“這種災難，在商業史上幾乎是絕無僅有的。棉織工人的白骨使印度平原都白成一片了。”英國為了獲得中國的茶葉，從19世紀初開始對中國進行鴉片傾銷。1800年，輸入中國的鴉片是2000箱，1820年為5147箱，1821年為7000箱，1824年為12639箱，1834年為21785箱，1837年為39000箱，1856年已經超過56000箱（總值3500萬美元，是英國政府1856年財政收入的1/6）。傾銷鴉片給中國帶來了巨大災難，馬克思在《鴉片貿易史》中引用英國人蒙哥馬利·馬丁的話說：“不是嗎，‘奴隸貿易’比起‘鴉片貿易’來，都要算是仁慈的。我們沒有毀滅非洲人的肉體，因為我們的直接利益要求保持他們的生命；我們沒有敗壞他們的品格、腐蝕他們的思想，也沒有毀滅他們的靈魂。”但鴉片貿易這兩點都做到了。
進入20世紀，伴隨著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的建立，拉開了反殖民主義的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斗爭的大幕。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在歐亞誕生了一批人民民主國家，形成了社會主義陣營，為戰后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民族獨立迅猛發展創造了有利的國際環境。亞非拉民族解放運動風起云涌，使得西方殖民主義體系終于土崩瓦解。但是，一些西方國家并不甘心在世界反殖民主義運動中的失敗，而是更多地依賴“軟實力”大行其道，向外輸出西方的文化和價值觀念、社會制度、發展模式、生活方式。冷戰結束后，一些西方人士宣稱冷戰的勝利是自由民主的勝利，是“歷史的終結”，證明西式的自由、民主、人權是不可抗拒的“普世價值”。
打著所謂“普世價值”的幌子，一些西方國家試圖壟斷別國的發展思路，控制別國的金融命脈，干涉別國的政治進程，切碎別國的文化傳統，干預別國的內政，它們用普世主義的價值觀抹殺文化多樣化的現實，用經濟全球化否定民族獨立和國家主權，用西式民主模式冒充“普世民主”，用人權打壓國權。它們先是從人類共同追求的價值理想上抽象地宣傳自由、民主、人權，而后借助強大的文化軟實力和輿論控制力，壟斷對自由、民主、人權的解釋權，把西方資產階級的自由人權觀和民主制度幻化為全人類共同追求的普世價值觀和政治制度模式，誘導人們以西方價值觀和政治制度來檢視本國價值觀和政治制度，發現本國的“差距”和“缺陷”，在質疑和批判本國價值觀和政治制度的同時成為西方的“自覺”追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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