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政府加大了對互聯網的管理力度，遭遇沉重打擊，風光不再。網絡輿論板塊發生重要變化，輿論熱度大幅度下降，“吐槽”社會負面現象的聲音明顯減少。
不過，由此推測互聯網空間將越來越逼仄，是沒有依據的。據人民網輿情監測室發布的《中國互聯網輿情年度分析報告》，互聯網在中國的發展并未出現倒退。政府不斷加大信息公開力度，媒體微博和政務微博已經成為微博輿論場上兩支迅速崛起的“國家隊”。
互聯網整治有利于新一輪改革發展
2013年秋季開始的互聯網整治，不妨視為新一屆執政團隊開啟新的十年、奮發有為的雄心和自負。
但是，中國畢竟已不可能回到改革前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大一統局面和"兩報一刊"統一思想的意識形態格局。互聯網是中國社會的出氣孔和安全閥。草根網民的呼聲，哪怕是偏激的訴求，釋放出來，也有利于上級政府和全社會發現基層問題，及時解決，避免小事拖大，大事拖炸。借自下而上的民意壓力，有助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籬"，深化改革，增加體制的彈性和張力。
政府需要認可和接納網民這種新的社會力量；與此同時，網民的意見表達和政治參與也要學會克制。這種克制表現為：立足于制度的修復和完善，補臺而不是拆臺；從具體而微的民生問題和老百姓個人權利維護問題做起，不執著于宏大的政治敘事，放棄在網絡空間極易被放大和追捧的英雄主義情結，水滴石穿般推進中國社會進步；把政府和體制視為解決現實社會問題的重要幫手，乃至主導型力量，自覺在體制的空白缺漏處拾遺補缺。而“微公益”成為官民聯手改良中國的試驗田。
打擊網絡謠言后網絡熱度曾出現下滑
隨著網絡傳播的日趨碎片化和網絡生態的復雜化，網絡輿論在保障公眾表達和社會監督的積極功能之外，其潛在的負面效應也越來越明顯地表現出來。
網民的媒介素養不夠，經常見風就是雨。某些網絡"大V"粉絲數量眾多，不經核實轉發一些謠言，擴大了謠言的負面影響。此外，某些網絡公關公司為了商業利益，編織和傳播謠言。網絡誹謗，敲詐勒索，非法經營，網絡虛假信息擾亂資本市場，讓不少公民、官員和上市公司深受其害。
2013年8月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提出：要把網上輿論工作作為宣傳思想工作的重中之重來抓。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主任魯煒提出互聯網"七條底線"，體現了網民自律和網絡社區自治的柔性治理思路。9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利用信息網絡實施誹謗等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司法解釋》出臺。經過幾個月的清理，網上爆料社會負面現象特別是批評政府的聲音明顯減少，帖文情感詞力度下降，積極正面的聲音日漸增多。8月下旬，公安部部署專項行動，集中打擊網絡有組織制造傳播謠言等違法犯罪。
人民網輿情監測室抽取100位活躍"意見領袖"的微博，發現以8月10日國信辦主任魯煒提出互聯網"七條底線"為拐點，此前兩個月累計發博 72481條，此后兩個月累計發博65126條，下滑10.2%。特別是9月11日至10月10日，下滑24.9%。
然而，打擊謠言和網絡犯罪也出現了一些引發質疑的案件。如河北清河縣女網友發帖詢問命案"真相"被行政拘留5日，甘肅張家川一名16歲的初中生上網質疑一起死亡事件有內情被刑拘，甚至在政法系統內部也有不同看法。互聯網是否構成刑事入罪的"公共場所"，如何界定網上"尋釁滋事罪"，是各方討論的焦點。
在打擊網絡謠言的背景下，浙江余姚大水中"自媒體"信息供給不足。抽取"蘆山地震"中曾經表現活躍的50位"意見領袖"的微博，在余姚水災中轉發表示關注的27位，發表評論的僅16位。這不利于救災工作和社會的正常運轉。在打擊網絡謠言與保護網絡自由之間，應該掌握好一個平衡點，不要從一個極端陷入另一個極端。
前幾年叱咤風云的時政類大V，往往是在自己不熟悉的領域發言，信口開河，有的還好勇斗狠，卻擁有百萬、千萬量級的粉絲，屬于網絡輿論的泡沫。政府擠掉泡沫，有利于塑造理性平和的輿論生態，在大V頻頻落馬之際，不妨包容專家型中V在自己熟悉的領域理性建言。
政府提高了互聯網新媒體的輿論地位
2013年10月15日，國務院辦公廳發布《關于進一步加強政府信息公開回應社會關切提升政府公信力的意見》，規定與宏觀經濟和民生關系密切以及社會關注事項較多的政府部門原則上每季度至少舉辦一次新聞發布會，主動做好重要政策法規解讀，妥善回應公眾質疑，并積極探索利用政務微博、微信等新媒體。從打擊網絡謠言推測中國政府企圖撲滅互聯網，是沒有依據的。互聯網在中國的發展不會出現大的倒退。
8月10日以后，媒體微博和政務微博的發博量超過了"意見領袖"，提示微博輿論場上這兩支"國家隊"趁勢崛起。政務微博到2013歲末約20萬家，已成政府新聞發布和突發事件處置的“標配”。黨政部門通過政務微博第一時間通報權威信息，成為新聞信源和事態演變重要變量。媒體微博以@人民日報一馬當先，它詮釋主流立場、回應網民關切，促進政府和民眾之間的相互理解和包容，有了較高的黏合度。媒體在黨政領導人出訪、干部人事貪腐案件、重大自然災害事故、社會安全事件、公共衛生事件等方面，介入及時，力度大，發揮了輿論主導作用。以2013年禽流感事件和四川蘆山地震為例，媒體的反應速度已經逐漸趕超網民和市場化媒體。
互聯網是我們面臨的"最大變量"，處置得當就是黨和政府"公共治理"和基層民主的新平臺。在新的十年開端，互聯網的發展和管理之間如何取得平衡，政府在善管互聯網與善用互聯網之間斟酌損益，未來還有很大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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