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清華大學技術創新研究中心研究員 高旭東
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指出，“堅持創新發展，必須把創新擺在國家發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不斷推進理論創新、制度創新、科技創新、文化創新等各方面創新，讓創新貫穿黨和國家一切工作，讓創新在全社會蔚然成風”。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判斷。那么，如何正確理解創新的科學內涵？我們認為，創新的思維，創新的知識，創新的政策， 創新的戰略，創新的文化，都是重要的內容。
一、創新的思維
創新首先需要建立科學的思維模式，突破經驗主義和教條主義的束縛。比如民營企業的發展，我們往往過于看重其靈活的機制。實際上，現代管理學的基本原理告訴我們，對高科技企業，對大企業，靈活很重要，但是實力（即企業取得競爭優勢的核心能力，可以包括核心技術、品牌、優秀的企業領導和員工等）更重要。我們今天的民營企業，機制不能說不活，但是像華為這樣可以在世界上起引領作用的，數量非常有限， 有一席之地的，也面臨巨大的挑戰。最重要的是實力不足，不是機制還不夠活。換句話說， 在新常態下，僅僅依靠、甚至是主要依靠機制靈活， 已經遠遠不夠了。
再比如對國有企業的認識，往往是一提到國有企業，馬上就想到腐敗、低效、不努力。有多少人認識到， 當今優秀的國企，已經有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像航天科技、航天科工這樣的企業就不用說了，在中航工業中有些企業也是一周工作6天，一天工作11個小時。中石油、中石化則開發出了很多世界一流的技術，為他們的發展、包括發展國際業務提供了重要的條件。中移動去年一年建設了70多萬個基站，今天4G 用戶已經接近2.5億，加上3G 用戶， 接近4.5億。另外，發達國家經濟發展的歷史表明，大企業是經濟發展的核心力量。比如，1998年，R&D 投入最多的20家大大型企業就占了全球所有企業R&D（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研究與開發）投入的20%；300家大大型企業就占了60%。在大部分民營企業還很弱小的情況下，如果一味想著把國有企業拆分掉，就會犯戰略性的錯誤。
二、創新的知識
進行創新還必須掌握創新的知識，比如如何進行技術創新，有哪些有效的方法，需要盡量避免哪些錯誤。在過去經濟高速發展時，這些都難以成為企業領導首要關注的問題，他們考慮更多的是盡快占領市場。新常態的重要特點是市場趨于穩定，在這樣的環境下，主要依靠市場營銷已經不合適了，必須在更多的領域，特別是技術、產品領域，進行創新。但是，我們真正熟悉的是以技術引進為基礎的大規模制造，以及以此為中心的創新，對于更廣義、更重要的創新（比如原創性技術的開發），則知之甚少。這就需要學習。
比如各種技術創新的方法，有效性存在非常大的區別，需要優選。技術集成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這是哈佛大學的一位教授提出的方法，其核心是多學科知識綜合，不同領域的專家在一起解決同一個技術問題，而不是把不同的技術聚合在一起。他運用“技術集成”概念研究了很多產品開發項目的績效， 發現運用這一方法非常有效。比如，他研究了美國、日本和歐洲大型計算機企業的27個開發項目，發現美國和歐洲企業需要投入的資源遠高于日本企業，前者需要456人/年，后者只需要188人/年，一個重要原因就在于是否運用這一方法。
三、創新的政策
創新要求在國家政策上做出重大調整，因為新常態說明原有的政策已經失效。比如如何處理市場與政府的關系， 需要把握恰當， 防止走極端。以房地產行業為例，多去十幾年，發展異常迅速，基本模式是把土地交給開發商開發（價格越來越高的）商品房。在新常態下，這一模式是不可能持續的， 更不可能持久。 但是， 經濟發展失去了房地產行業的支撐，短期內也不可能有大的改觀，因為這個產業的帶動作用是難以替代的。 需要的是政府政策的創新， 學習新加坡，把土地真正掌握在政府手中，把大部分土地用于解決城市居民的基本住宅需求（不見得是“保障房”，應該設施比較齊全、生活比較方便），少部分用于（高端）商品房開發，以此實現這個產業的“細水長流”。同時，通過這種方法，“以時間換時間”，把創新的力量積累起來，進而真正實現以創新為基礎的發展。這里的關鍵是，有些創新（比如重大技術的開發能力），不可能立竿見影，而是需要時間，需要積累，需要“以時間換時間”。
這樣的一個政策，其積極作用是不容低估的。實際上，新常態的一個巨大挑戰是，大城市中的年輕人，包括年輕的科學家、工程師，面臨巨大的生存壓力，住房沒有著落是其中根本原因。問題的負面作用不用強調也非常清楚：安居才能樂業。而這不僅僅是一個個企業可以解決的，還需要政府積極參與才能有大的作為。
再比如，如何理解五中全會提出的“實施一批國家重大科技項目”？ 是不是主要依靠企業出資？從歷史經驗看，像中國這樣的大國，這樣可能非常不合適。比如美國，從上世紀50年代初期開始一直到70年代初，美國R&D 投入的主要來源，既不是企業，更不是高校，而是美國聯邦政府，其所占比例一直超過50%， 在整個60年代是企業R&D 投入的兩倍以上
四、創新的戰略
在企業層面，企業領導者需要在戰略上做出重大調整， 更加注重提高企業的整體素質和能力，真正把為社會提供優質的產品、服務放在核心位置，而不是過于偏重某些方面（比如市場營銷）。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兩點。一是不要投機取巧。比如互聯網、大數據、云計算，甚至國際化，都不必然帶來企業能力的提升和效益的提高。企業生存和發展的基礎還是好的產品，好的服務，好的營銷。二是關注生存。 對大多數企業而言，在經濟形勢不理想的情況下，大量投資于“見效慢”的創新，不見得是個好的選擇。
五、創新的文化
好的文化對創新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培育創新的文化不但需要時間，還需要投入，要舍得投入。下面這個例子可以很好地說明問題。IBM曾經有一位很有發展前途的年輕經理，花費了1000多萬美元從事一項新事業，結果失敗了。這位年輕的經理對IBM的總裁老沃森（Tom Watson）說：“沃森先生，我想您希望我辭職”。沃森先生的回答是：“不要開玩笑，我們不過是花了1000萬美元使你受教育” 。
總之，新形勢要求我們“必須把創新擺在國家發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但是，真正做到這一點，并不容易，需要從創新的思維、創新的知識、創新的政策、創新的戰略、創新的文化等多方面做出努力。
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指出，“堅持創新發展，必須把創新擺在國家發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不斷推進理論創新、制度創新、科技創新、文化創新等各方面創新，讓創新貫穿黨和國家一切工作，讓創新在全社會蔚然成風”。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判斷。那么，如何正確理解創新的科學內涵？我們認為，創新的思維，創新的知識，創新的政策， 創新的戰略，創新的文化，都是重要的內容。
一、創新的思維
創新首先需要建立科學的思維模式，突破經驗主義和教條主義的束縛。比如民營企業的發展，我們往往過于看重其靈活的機制。實際上，現代管理學的基本原理告訴我們，對高科技企業，對大企業，靈活很重要，但是實力（即企業取得競爭優勢的核心能力，可以包括核心技術、品牌、優秀的企業領導和員工等）更重要。我們今天的民營企業，機制不能說不活，但是像華為這樣可以在世界上起引領作用的，數量非常有限， 有一席之地的，也面臨巨大的挑戰。最重要的是實力不足，不是機制還不夠活。換句話說， 在新常態下，僅僅依靠、甚至是主要依靠機制靈活， 已經遠遠不夠了。
再比如對國有企業的認識，往往是一提到國有企業，馬上就想到腐敗、低效、不努力。有多少人認識到， 當今優秀的國企，已經有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像航天科技、航天科工這樣的企業就不用說了，在中航工業中有些企業也是一周工作6天，一天工作11個小時。中石油、中石化則開發出了很多世界一流的技術，為他們的發展、包括發展國際業務提供了重要的條件。中移動去年一年建設了70多萬個基站，今天4G 用戶已經接近2.5億，加上3G 用戶， 接近4.5億。另外，發達國家經濟發展的歷史表明，大企業是經濟發展的核心力量。比如，1998年，R&D 投入最多的20家大大型企業就占了全球所有企業R&D（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研究與開發）投入的20%；300家大大型企業就占了60%。在大部分民營企業還很弱小的情況下，如果一味想著把國有企業拆分掉，就會犯戰略性的錯誤。
二、創新的知識
進行創新還必須掌握創新的知識，比如如何進行技術創新，有哪些有效的方法，需要盡量避免哪些錯誤。在過去經濟高速發展時，這些都難以成為企業領導首要關注的問題，他們考慮更多的是盡快占領市場。新常態的重要特點是市場趨于穩定，在這樣的環境下，主要依靠市場營銷已經不合適了，必須在更多的領域，特別是技術、產品領域，進行創新。但是，我們真正熟悉的是以技術引進為基礎的大規模制造，以及以此為中心的創新，對于更廣義、更重要的創新（比如原創性技術的開發），則知之甚少。這就需要學習。
比如各種技術創新的方法，有效性存在非常大的區別，需要優選。技術集成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這是哈佛大學的一位教授提出的方法，其核心是多學科知識綜合，不同領域的專家在一起解決同一個技術問題，而不是把不同的技術聚合在一起。他運用“技術集成”概念研究了很多產品開發項目的績效， 發現運用這一方法非常有效。比如，他研究了美國、日本和歐洲大型計算機企業的27個開發項目，發現美國和歐洲企業需要投入的資源遠高于日本企業，前者需要456人/年，后者只需要188人/年，一個重要原因就在于是否運用這一方法。
三、創新的政策
創新要求在國家政策上做出重大調整，因為新常態說明原有的政策已經失效。比如如何處理市場與政府的關系， 需要把握恰當， 防止走極端。以房地產行業為例，多去十幾年，發展異常迅速，基本模式是把土地交給開發商開發（價格越來越高的）商品房。在新常態下，這一模式是不可能持續的， 更不可能持久。 但是， 經濟發展失去了房地產行業的支撐，短期內也不可能有大的改觀，因為這個產業的帶動作用是難以替代的。 需要的是政府政策的創新， 學習新加坡，把土地真正掌握在政府手中，把大部分土地用于解決城市居民的基本住宅需求（不見得是“保障房”，應該設施比較齊全、生活比較方便），少部分用于（高端）商品房開發，以此實現這個產業的“細水長流”。同時，通過這種方法，“以時間換時間”，把創新的力量積累起來，進而真正實現以創新為基礎的發展。這里的關鍵是，有些創新（比如重大技術的開發能力），不可能立竿見影，而是需要時間，需要積累，需要“以時間換時間”。
這樣的一個政策，其積極作用是不容低估的。實際上，新常態的一個巨大挑戰是，大城市中的年輕人，包括年輕的科學家、工程師，面臨巨大的生存壓力，住房沒有著落是其中根本原因。問題的負面作用不用強調也非常清楚：安居才能樂業。而這不僅僅是一個個企業可以解決的，還需要政府積極參與才能有大的作為。
再比如，如何理解五中全會提出的“實施一批國家重大科技項目”？ 是不是主要依靠企業出資？從歷史經驗看，像中國這樣的大國，這樣可能非常不合適。比如美國，從上世紀50年代初期開始一直到70年代初，美國R&D 投入的主要來源，既不是企業，更不是高校，而是美國聯邦政府，其所占比例一直超過50%， 在整個60年代是企業R&D 投入的兩倍以上
四、創新的戰略
在企業層面，企業領導者需要在戰略上做出重大調整， 更加注重提高企業的整體素質和能力，真正把為社會提供優質的產品、服務放在核心位置，而不是過于偏重某些方面（比如市場營銷）。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兩點。一是不要投機取巧。比如互聯網、大數據、云計算，甚至國際化，都不必然帶來企業能力的提升和效益的提高。企業生存和發展的基礎還是好的產品，好的服務，好的營銷。二是關注生存。 對大多數企業而言，在經濟形勢不理想的情況下，大量投資于“見效慢”的創新，不見得是個好的選擇。
五、創新的文化
好的文化對創新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培育創新的文化不但需要時間，還需要投入，要舍得投入。下面這個例子可以很好地說明問題。IBM曾經有一位很有發展前途的年輕經理，花費了1000多萬美元從事一項新事業，結果失敗了。這位年輕的經理對IBM的總裁老沃森（Tom Watson）說：“沃森先生，我想您希望我辭職”。沃森先生的回答是：“不要開玩笑，我們不過是花了1000萬美元使你受教育” 。
總之，新形勢要求我們“必須把創新擺在國家發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但是，真正做到這一點，并不容易，需要從創新的思維、創新的知識、創新的政策、創新的戰略、創新的文化等多方面做出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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