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傾朝野——擂鼓臺朱氏
灰墻黑瓦，木門石階，低矮的房屋與周圍民房并無二異，斑駁的墻面凸現(xiàn)著歷史的滄桑……“誰能想到，這就是曾出過清朝高官朱大潤、民國高官朱樹聲、朱士烈的朱氏一房的老宅。”站在同族前輩的老宅面前，擂鼓中學的退休教師朱德志感慨不已。在擂鼓臺，朱德志、朱世興等朱氏族人向記者講訴了擂鼓臺三代高官朱大潤一族的故事。
朱德志介紹，據現(xiàn)存資料及朱氏后人回憶，朱氏一族入宦為官的經歷應從朱大潤開始。其生卒年不詳，在家排行老大，人稱“大老爺”，清末秀才、進士，曾任東北奉天府道臺。光緒年間，其向往西學，積極實行實業(yè)救國，在為官當?shù)芈暶H豐。
朱樹聲是朱大潤的大兒子，生于1889年，派名志桐，字韻生。先后任遼陽遼源地方檢察廳檢察長、奉天高等檢察廳檢察長、直隸高等檢察廳首席檢察官，曾赴日本考察司法。抗日戰(zhàn)爭時期，調任行政法院評事兼國防部中將軍法官。戰(zhàn)后破“司法官回避本籍”例，任湖北高等法院院長。淮海戰(zhàn)役后，即辭去湖北高等法院院長職務，以行政法院評事名義遷居廣西柳州。1949年，出任司法行政部常務次長。重慶解放前夕，國民政府將其家屬送往臺灣，并再三電邀他離渝飛臺，朱不為所動，并囑所屬堅守崗位，妥為保護全部物資及重要文件檔案，等待解放。
1936年，在朱樹聲任江蘇省高等法院院長期間，國民政府制造震驚中外的“七君子”案，朱樹聲毅然宣判七君子“愛國無罪，予以釋放”，聲名大振。為了伸張正義，營救“七君子”，宋慶齡、何香凝、胡愈之、胡子嬰等十六人發(fā)起了著名的營救活動。朱樹聲應其所求，準許他們的代表到監(jiān)獄看望“七君子”后返回上海。“七·七”盧溝橋事變爆發(fā)后，國內形勢發(fā)生巨大變化，團結抗日的局面基本形成，國民黨政府不得不通過江蘇高等法院，于7月31日，將“七君子”具保釋放。從朱樹聲在此案審理過程中的處理情況來看，與國民黨頑固派的態(tài)度是有所不同的，對“七君子”的勝利出獄起了一定的有益的作用。
1950年初，朱樹聲回湖北武昌，湖北省人民政府以愛國民主人士給予參事職務。1954年病逝于武昌，享年65歲。
朱樹聲長子朱士烈，1915年生，現(xiàn)居臺灣。因歷史原因，其現(xiàn)存資料極其有限，具體經歷不詳。2011年6月21日，臺灣地區(qū)領導人馬英九曾發(fā)布嘉獎令，明令褒揚朱士烈，褒獎令全文為：
前國民大會秘書長、總統(tǒng)府前國策顧問朱士烈，才略淵弘，體度貞正。少歲卒業(yè)國立武漢大學法律系，旋獲司法官高等考試及格，投身刑事案件審理，惟明克允，早擅英華；行憲伊始，膺選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敷陳讜論，宣勤憲席。政府播遷來臺，歷任各級法院法官、首席檢察官暨司法行政部監(jiān)獄司司長等職，詳贍精審彌彰佳績，周密嚴謹以成志業(yè)，平亭曲直，期臻至當；籌謀開放式外役監(jiān)，銳意獄政興革事宜，遠圖長慮，領異拔新。嗣出任國民大會主席團主席暨秘書長，推動達成程序修憲任務，建立資深國代退職機制，調濟折沖，計議輸策；協(xié)和同寅，迭孚眾望。晚歲應聘總統(tǒng)府國策顧問，老成匡輔，志切邦國。綜其生平，法界挹其風猷，遐邇羨其聲采，秦庭朗鏡，譽隆德劭；遺緒遐福，貽范古今。遽聞修齡怛化，軫悼彌殷，應予明令褒揚，用示政府崇禮耆賢之至意。
根據褒揚令，我們可以對朱士烈的經歷有大致了解：畢業(yè)于國立武漢大學，曾當選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后在臺灣歷任各級法院法官、首席檢察官暨司法行政部監(jiān)獄司司長，晚年被聘為政策顧問。據其族人回憶，其亦曾擔任臺北市長、國民大會秘書長等職務。
說起朱士烈當選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許多竹山人對此記憶猶新。1947年，國民黨在全國各地上演了一場競選“國大“的鬧劇，初時，竹山各界都在為曾被國民黨政府選定為“代表竹山”的參議院議員崔學禮大造聲勢。崔與得勝人袁璞山競選，激戰(zhàn)正酣，不亦樂乎。不料同年三月，竹山黨政要人靖正福、江心如等人到武昌開會，應時任湖北高等法院院長朱樹聲邀請，入府用宴，崔學禮亦在其中。席間，朱士烈突然表示要參選“國大”代表。席間眾人均表示支持，崔當即表示退出競選“國大”，改而競選“立法委員”，為朱士烈競選騰出位置，減輕競爭。至此，“國大”代表的競爭雙方變?yōu)樵鄙胶椭焓苛摇?br />
靖正福等人回到竹山后，積極為朱士烈競選大造輿論，并同各方聯(lián)系，請求支持。其時，“國大”代表候選人已圈定朱士烈，地方上的當權者如縣長、書記長、議長等政治核心人物，都為朱士烈競選盡心盡力。朱家動員本族解囊相助，變賣糧食，作為競選費用，在每個選區(qū)對選民香煙招待。袁璞山則更厲害，投票前夕，其在每一個選區(qū)設有一至三個招待站，備煙酒，設宴席，來者不拒。在選舉投票的一天中，花費豬肉三百余斤，大米五百余斤，白酒二百余斤，香煙二百余條。非常滑稽的是：很多人卻吃袁家席，投朱家票，讓袁家十分惱火。
朱士烈的政治優(yōu)勢，到底擊敗了袁璞山的酒肉戰(zhàn)術，競選以朱士烈當選正式代表、袁璞山為候補代表結束。這場選舉，也為朱士烈奠定了政治基礎，為其后來的平步青云鋪平了道路。
書香遠揚——得勝鋪袁氏
在竹山的一些文史資料中，稱得勝鋪袁家必冠以“書香世家”四字，但除袁白濤之外的文藝家，卻鮮有記載。除袁白濤外，竹山人對此袁氏一族印象最深的人物當屬袁觀惠，其為袁白濤之父。其生卒年不詳，《竹山文史資料》有零星記載，稱其“學識豐富，為人謙虛，家道富有”。其為晚清貢生，是竹山遠近聞名的地主豪紳，人稱“貢生老爺”。袁觀惠身為地主，吃穿不愁，加之受過良好的傳統(tǒng)教育，對子女的教育十分重視。子女自幼便讀書寫字，適齡則入私塾學習，稍有怠慢，則對其嚴加斥責。正是因為其嚴格的家風，為袁白濤后來的發(fā)展奠定了基礎。
20世紀的開元之年，袁白濤出生在得勝，原名知炯，字銜，號輔華，幼年讀私塾。1924年，考入湖北農業(yè)高等學堂就讀。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先后與林育南、董必武、曹軼秋、劉子久、劉少奇等領導同志共事。上海“一·二八”事變后，袁白濤組織群眾游行示威聲援義勇軍，被當局逮捕入獄。其后更名“白濤”，號淚痕，沿用至逝，后以此名行世。西安事變后，袁白濤出獄，到武漢，奉中共武漢辦事處主任董必武之令，到鄭州十三軍游擊司令部任秘書，后轉到洛陽抗戰(zhàn)后援會、中共豫西特別委員會、洛陽八路軍辦事處工作。又受中共河南省委書記兼八路軍辦事處處長劉子久委派到河南伊川、洛陽等地從事地下工作，任統(tǒng)戰(zhàn)部長。身份暴露后，轉入河北民軍第一游擊司令部任秘書，轉戰(zhàn)太行山一帶，繼而再度轉入地下，公開身份為洛陽“益友商行”經理。
1940年冬，以“益友商行”為名的地下黨組織被國民黨特務破壞，袁白濤棄家只身逃往西安。為取得暫時安身保障，即以書畫結識西安名流。1941年，因被叛徒出賣，其在西安被捕。在獄中仍時常作畫，因給典獄長畫一柄折扇，才被社會知名人士發(fā)覺而營救保釋。因受特務長期嚴密監(jiān)視，無法與中共組織取得聯(lián)系，在西安以賣畫、教書為生。同時，袁白濤與著名畫家葉淺予、張寒杉、趙望云結為畫友，相互切磋技法。從此，開始了他創(chuàng)作和研究國畫的黃金時代，其技法與意境而得到進一步升華。
袁白濤的繪畫，被當時的西北和國內國畫界所推崇，認為對歷代花鳥畫名家技法，摩研深透，擷取精英。加之廣游名山巨川，閱歷積深，師古不泥，用筆雄健，畫風清雅，設色明麗，誠為熔傳統(tǒng)與生活于一爐，卓然成一家之體。
新中國建立初期，袁白濤歷任西北文學藝術界聯(lián)合會副秘書長，中國美術家協(xié)會西安分會辦公室主任，美術工作者協(xié)會主席，西安各界人民代表，外賓招待委員會委員，保衛(wèi)世界和平委員會委員等職。60年代初期，袁白濤畫作多次參加全國美展，并作為國禮贈送給來訪的朝鮮貴賓。
1957年，袁白濤被錯劃為右派，1962年摘帽（1978年經陜西省委改正），下放到馬嵐農場勞教，仍經常作畫寫詩。后來調回西安建安建筑公司做工藝美術。公司的干部、職工業(yè)余從其學畫者眾。 1965年春節(jié)前，先生被遣返原籍得勝鋪陰灣勞動改造，開始了生命中最灰暗的，也是最后的10年。
“文革”惡浪逐漸涌到農村，一個遠房的孫子向公安人員檢舉，說袁白濤張貼反動春聯(lián)。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鄉(xiāng)里間種種無稽之談，甚囂塵上。說他是特務、叛徒、反革命分子，于是生產大隊對他施行監(jiān)督改造，命令他在夜里到孤山野坳去看守莊稼。袁白濤受盡屈辱但處之泰然，照常作畫寫詩。著有《謄墨齋詩稿》、《落葉詩存》、《百花詩集》等論畫，題畫、記述，抒懷之作。他用老南瓜蒂代替金石，篆刻了二十多枚書畫圖章，部份印章刊附于《袁白濤詩稿》底頁。
1975年5月16日，一生坎坷，晚景悲慘的袁白濤長辭人世，終年七十五歲。遺體被草草安葬于得勝鋪山麓。
1979年，在慶祝建國30周年時，縣文化局和文化館舉辦書畫展覽，展出袁白濤作品近30幅。1981年，縣文化局創(chuàng)作組收集整理了先生的詩稿二百余首，出版了《袁白濤詩稿》。2011年11月，《袁白濤遺墨》出版，著名作家賈平凹在序中感慨“珍珠誤被以瓦礫而棄，珍珠畢竟還是珍珠，終有一日出土閃光。”
袁氏后人，一些繼續(xù)聚居得勝，一些分布他地，各行各業(yè)均有，袁白濤之子袁修簡，曾在縣志辦工作，撰寫過大量文史作品，算是繼承了其父文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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