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素冰
多年以來，對白濤先生的印象一直停留在那幅模糊不清的油印《枇杷圖》上。
大概是在學生時代，我在一本內部資料上見到先生的一幅大寫意水墨枇杷：逆風而起的枝干，飽滿的果實，濕露露的葉子，很有精神和氣韻。雖黑白粗紙印刷，網點太粗，但先生的筆墨酣暢大氣，書法的歷練簡約卻躍然紙上，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讀完簡單的文字介紹，只知先生是我縣歷史上著名的書畫家，藝術生涯主要活動于古都西安，晚年歸鄉病逝得勝鋪。這便是當年我對先生的全部記憶。
此后若干年，我奔走于生計，對墨色丹青的熱愛漸漸淡出了生活，只是遠遠的珍藏于精神深處的角落里。生活是現實的，不向世俗妥協的人畢竟是少數智者，如同河灘上均勻、圓和的卵石眾多，而保持獨特形態的奇石彌足珍稀一樣。
一個偶然的機會，我在一個朋友家見到先生的幾幅真跡遺作。那是一個陽光明媚的下午，我們在陽臺上靜靜欣賞、把玩著先生幾十年前留下的幾件真品花鳥，那酣暢的氣韻，濃艷的色彩，精準的水墨，讓我們一下子觸摸到了圣手的心靈，感受到了白濤先生清靈、達觀、向上的精神氣息。我們大氣不敢出，只是靜靜觀賞、觀賞........
從那一刻起，我便下決心要好好追溯一下先生不同尋常的人生軌跡和心路歷程。
一
袁白濤（1900－1975），原名知炯，字銜，號輔華，湖北竹山縣得勝鎮人。幼讀私塾，家學淵源，故早通經史、詩詞，稍長，學書畫，，習金石篆刻，對國畫尤其專心致志，書法長于行草、隸篆，畫以大寫意花鳥著稱，兼善鑒別收藏古代文物。與趙望云、張寒彬等一起，為二十世紀中國最大畫派－－長安畫派早期創始人之一。
1925年，25歲的袁白濤就讀于武昌農業高等學堂，次年經董比武等人介紹批準，加入中國共產黨，活動于寧、漢、盧、杭等地。此間，白濤書畫已初露才華，作品已為世人重視，懸于大雅之堂。武漢地區工運主要領導人、林彪的胞兄林育南先生的家中，就掛有先生的國畫及用隸書書寫的孟浩然的詩作：“八月湖水平.........”
1931年，先生在上海因結社抗議“九一八”事變，被帝國主義走狗抓進“洋牢”，同獄的有“文革”前上海市市長曹荻秋等人，出獄后在上海掛出“竹山書畫家袁白濤寓此”的牌子，以書畫篆刻營生，結識了田漢等人。
抗日時期，先生輾轉回到武漢，奉中共武漢辦事處處長董必武的命令，派往洛陽，轉戰于太行山上，與朱德、劉子久、陳少敏多次聯系工作。當時雖戰火紛飛，戎馬倥傯，仍畫筆不停。
國共第二次合作破裂后，先生奉中共豫西特委命令，轉入地下，作統戰工作，以畫家身份交往于汴洛，活動于國民黨軍政要員之間，社會名流亦爭相往來，文人墨客、巨商名優都以索得一幀白濤之畫而增其身價，大有“洛陽紙貴”之況。
1940年冬，設在洛陽以“益友商行”為名的地下黨組織(袁任該行經理)被國民黨特務破壞，先生棄家小倉惶出走，西奔長安，寄住在西安福忠茶莊經理樊蒙久處，為取得暫時安身的保障，即以書畫結識西安名流景枚久(當時有南章北景之稱，章即章太炎，景即景枚久)，杭海(孫中山秘書)等。1941年因叛徒伍某告密，在西安被捕。在獄中仍時常作畫。因給典獄長畫一柄摺扇，才被社會知名人士發覺而營救保釋。出獄后，就聘于陜西省立技藝師范與私立尊德女中授課。當年的門墻桃李而今蜚聲畫壇者亦大有人。
同時， 與名畫家葉淺予、張寒杉、趙望云結為畫友，相互切磋技法與理論探討。從此，開始了他創作和研究國畫的黃金時代，其技法與意境而得到進一步升華。在西安所畫的作品約千幅，除展銷、饋贈外，自存尚有兩大木箱，在“文革”時失散，散存于他的學生與友好手中的數量亦不少。
四十至五十年代先生在西安曾與著名畫家張寒杉、葉淺予，趙望云、邱石冥、鄭乃光、葉訪樵，書法家杭海，西京金石書畫學會會長、著名書法家寇遐等組成十人書畫展覽，展出十余次，個人展覽亦舉行多次。并與詩人柯仲平、作家鄭伯奇，杜鵬程，畫家楊清我、黃胄、蔡鶴汀、蔡鶴洲伉儷，丁隴等過從甚密．四十年代與著名書法家、國民黨政府監察院院長于右任亦有交往，于右任曾為先生書一聯，云：“天野常清曠，心地本光明”，以贊其人品。
先生的繪畫，被當時的西北和國內國畫界所推崇，認為對歷代花鳥畫名家的技法，摩研深透，擷取精英。加之廣游名山巨川，閱歷積深，鑒藏宏富，師古不泥，用筆雄健，畫風清雅，設色明麗．誠為熔傳統與生活于一爐，卓然成一家之體。他在《藝術論》與《畫訣》詩中寫道： “磨牛踏陳跡，是為繩法囿，雖云亦步趨，總落前人后。大膽創新風，毋待兔株守。有法無法間，絲絲皆入扣。時代精神彰，民族風格就。推陳既出新，百花齊放侯”。“畫無密訣靠勤修，生活當從本質求。時代精神傳統法，一爐冶出自風流”。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后，袁白濤歷任西北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副秘書長，中國美術家協會西安分會辦公室主任，美術工作者協會主席，西安各界人民代表，外賓招待委員會委員，保衛世界和平委員會委員等職。與趙望云、黃胄、李可染、吳作人、李瑞年，石魯，蔡鶴汀，蔡鶴洲夫婦，楊清我，田韻清等人共同致力西北書畫事業的發展。
長安畫派是 中國現代重要的中國畫流派。20世紀50年代末至60年代上半葉活躍在陜西省西安市，因西安舊稱長安，故名。代表人物為石魯、趙望云，重要畫家還有何海霞、方濟眾等人。他們自40年代就生活在陜西，并從事藝術創作。他們的繪畫題材以山水、人物為主，兼及花鳥，作品多描繪西北，特別是陜西地區的自然風光和風土人情。在創作手法上，他們致力于中國畫的繼承與創新，在當時的中國畫壇上產生了極大反響。白濤作為西北美術工作的重要組織者和實踐者，對畫派早期的孕育、發展功不可沒。
1950年冬，西北文學藝術界代表大會在西安舉行，先生與會并參展其作品，1952年全國書畫展覽在北京舉行，他的《紫藤》三幅作品入選展出并參加展會，豫劇著名演員常香玉為抗美援朝捐獻黃金首飾購買飛機，陜西省政府贈常的錦旗，是請袁先生書寫的，1953年西北國畫界展覽，1954年10月西北美術家協會在西安蓮湖公園為招待朝鮮人民訪華團舉行游園會，組織名家即興書畫以贈貴賓，先生均參加其盛會(同與會的名家合影照片尚存)，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為慶祝建軍三十周年，向先生征畫紀念，他畫大幅《百花獻瑞》應證，并付給重酬。西北美術出版社出版過他的部分代表作，如：《大地回春》、《牽牛》等。《延河》，《西北文藝》，《工人文藝》，《群眾音樂》等多種刊物，以其畫作為封面或刊登,先生遂成為西北重要 畫壇人物。
二
1957年袁白濤被錯劃為右派(1978年經陜西省委改正)，下放到馬嵐農場勞教，仍經常作畫寫詩，有《馬嵐春色》詩：“層巒聳翠水呈藍，四月春光到馬嵐。棠棣花開楊柳綠，而今北國勝江南”。后來調回西安建筑公司作工藝美術。公司的干部、職工業余從其學畫者眾。1964年先生從西安遠赴塞外與妻女團聚，用詩畫描繪塞上風光景物，成其樂事，處逆境中頗有“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的精神境界。
1965年春節前，先生離開伊犁回到竹山。離家四十余年，晚年歸來，雖山河依舊，而人物全非，他在《歸來吟》中寫道：“歸來閭里無相識，唯道祖父始知名．離家一去四十載，故舊老死余后生。自來人事有代謝，后輩更比前輩行。農村變化相談罷，老叟欣然心目清”。歸家伊始，仆仆風塵，即用詩句記下他的喜悅心情，算就回家過舊年，沿途車誤竟無緣。到家已是正初二，輸卻春光一步先”。從此，他在簡陋的茅棚里又開始了詩畫生涯，也是苦難的繼續。
回家后第一幅畫是牡丹與雛雞。幾只雛雞在艷麗的花叢下天真的游嬉，表現了他老年在貧困的生活與冷酷的人群中泰然忘憂的凈化心境，并預示未來的勃勃生機。1966年春節，他以所寫《山居雜詠》中的“心存善念何求富?家住陰灣仍向陽。”兩句書作為春聯，貼在茅棚門上。此時“文化大革命”的惡浪已涌到農村，一個遠房的孫子向公安人員檢舉，說他張貼反動春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鄉里間種種無稽之談，甚囂塵上。說他是特務、叛徒、反革命分子，說他“躲在茅棚里享福”，于是生產大隊對他施行監督改造，命令他在夜里到孤山野坳去看守莊稼。
這一切他都處之泰然，仍照常作畫寫詩。著有《謄墨齋詩稿》，《落葉詩存》，《百花詩集》等論畫，題畫、記述，抒懷之作。他用老南瓜蒂代替金石，篆刻了二十多枚書畫圖章，部份印章刊附于《袁白濤詩稿》底頁。他的畫，被“造反派”說成“鬼畫桃符”，但群眾在結婚、建新房、逢年過節請他寫喜對，春聯的，請畫年畫、花燈的紛來沓至，老幼盈門，斗室內的破桌上、小床上擺滿了紙張，忙得他廢寢忘食，累得他腰痛背脹，仍不辭勞 苦，為群眾畫畫，多次被造反派批斗。
在“文革”時先生給西安的畫友寫信說； “花鳥畫要表現當代政治內容極不易， 除牽強附會外，很難與政治結合。將來還會有變易的。花鳥畫是表現一種自然美，到了美化生活的時候， 自然需要它。”先生對“四人幫”的倒行逆施， 已深有覺察。他被批斗后，仍怡然自得地作畫寫詩，在畫梅后題詩； “鐵骨冰心迥出塵，縱橫挺拔見精神。梅花正合詩人格，不畏嚴寒更愛春。”表現出批不倒、批不臭，鐵骨錚錚的形象，他兩次被捕，均未變節投敵，他在題《柿》、《梅》、《白牡丹》等畫時，有“地勢向陽紅透頂，黃金難易此丹心”、“歷盡風霜節，寒梅不改香”、 “洗盡鉛華見高潔，好留清白在人間”等詩句。題《向日葵》詩有： “老成垂首日，猶有向陽心。”之句，既揭示了他的高風亮節．又表現出他對黨對社會主義的忠貞與熱愛。他身歷“文革”十年浩劫， 因受武斗致病，棲身茅舍、斗室中，仍“心閑原愛畫，身老亦貪書。”他還題詠：“老去無能為畫癡，又當風信到來時。匣中檢點狼毫筆，狂寫梅花一萬支。”
我們難以想象在那個物質極度匱乏、精神壓抑的環境，垂垂老矣的白濤先生還能有如此的豪氣，如此的詩情，如此襟懷坦蕩。這是一個堅強的老人，閱盡人生的艱辛卻仍如此心地光明；這是一個可愛可敬的老人，在這樣身體、精神飽受摧殘的日子，仍能雪藏詩人的情懷，孩子的童真。
三
1975年5月16日，一生坎坷，晚景悲慘，纏綿病榻達四年之久的白濤老人，讓家人找來一生鐘愛紙和筆，寫下了最后的詩句：“茫茫大夢誰先覺?來去匆匆了此生!七十五年駒過隙，看穿世事眼猶明。”遂長辭人世。一代丹青圣手就這樣匆匆走完了他七十五年的生命歷程，長眠于秦巴山間野草瘋長的山洼間。
白濤先生一生，應如他的大寫意畫作一般，色彩斑爛，筆墨酣暢。早年參加革命，激情澎湃，周游五湖之內，往來于官宦名流之間；中年主西北畫事，孕育共創中國現代影響最大的長安畫派，其功其德已長留于《中國美術史》，葉淺予、何海霞等長安名家曾對先生作過很高的評價；晚年病歸鄉里，雖遭盡迫害，卻盡得農桑田園之樂，成為其書畫創作的又一高峰。
先生以畫名世，寫意花鳥筆墨酣暢，技法嫻熟，形神兼備，生活氣息濃郁。早年、中年一大批畫作軼失于民間，一部分珍藏于西安大雁塔博物館。1979在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三十周年時，竹山縣文化局和文化館舉辦書畫展覽，展出先生作品近30幅，多為晚年花鳥珍品，現多軼失。詩作大俗大雅，平白如話，卻歷練簡約，言簡意豐；1981年竹山縣文化局創作組收集整理了先生的詩稿二百余首，出版了《袁白濤詩稿》。書法老辣縱橫，功力深厚。可謂詩、書、畫三絕。然因先生晚年歸居山村，病逝于改革開放之前，弟子、后輩對其人其事少作宣傳，在當下社會知名度不高。
把賞著先生有限的遺作，我們感慨多多。嬌美的月季、富貴的牡丹、清幽的蘭花、可愛的小雞........處處都顯透生活的清靈之美，綻放的梅花、傲霜的秋菊、蕭蕭的風竹、奇特的怪石........又無不露出先生的品節和傲骨。但先生用心最勤、著墨最多還應是那柔美的、清靈的、昂揚向上的牽牛。
“門前一架喇叭花，夏日風清仍不差。朵朵開來如號角，催人早起事桑麻。”三兩根斜倚的枯竹顯出幾點滄桑，幾枝嬌柔的牽牛枝蔓疏密相間，朵朵艷亮的喇叭花如號角般靜靜綻放，不如梅花的傲氣，沒有蘭花的孤芳自賞，更不比牡丹富貴，但它平凡而富有生機，樂觀而自信，現出生活的本真與樸實，這不正是先生一生風雨的人生畫意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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